五经科的考生数量不一,《礼》《春秋》二经光原文就能比《诗》《书》二经的原文加传注还长,考生自然少。而《诗经》因为占了“字少”“简单”“传注只用一本”三大优势,学的人是五经中最多的,光它一房的考生就占到全部考生四分之一强,判卷的压力也是五房中最大的。

九月十一日,七篇经义文才刚全部誊清,十二又考第二场诏诰表判文;十五日才誊清第二场文章,第三场策论又至。而二十五日便要定草榜,二十九日就要正式发榜,平均下来他们两个考官十五天内就要判五百余份卷子,三四千篇制艺,每篇的评点字数都不少于二十字……

判完的卷子还要赶着送与正副主考官复阅,再与监临、提调官共排名次、拆卷填榜……留给他们看卷子的时间哪有多少!

虽在誊卷一关,外帘官们就先剔去了文字失格、避讳不当、涂抹过多、不作草稿之类犯了大忌的卷子,送进来的已经少了许多,梁、张二人还是不敢抛费时光,也和学子们一般点灯继烛地看到半夜。

这三场简直不是考生员,而是考他们这些阅卷官,考得他们眼花胸闷,看到后头也就看不出好坏了。是以乡试三场场屋文字中,考官们能认真看的也就是第一场,第一场中评得最认真的,也就是首篇的“小人闲居为不善”。

两位同考官苦中作乐,看着看着卷子就跟对方说一句:“崔和衷已落入我手矣!”另一位考官便捡出自己挑的好卷说:“不然,我这份卷子清通简易,和衷必在我手。”

比及九月二十五,三场的佳卷与备卷总算都判了出来,诗经房两位同考官各推一份最佳的卷子以备为经魁之选,都拿到李东阳和谢迁面前。

梁储选的一份批为“气清笔健、理足神完”,张璞选的则是“清思澣月,健笔凌云”,从评语上便要压他的一头。

梁储身为传胪,夸人的功力还有差的?听着张璞的评价,便跟两位主考说:“哪里有按着评论推人的,我还能评他‘健笔凌云独饶英气’呢!伯英兄易房那篇还批了‘经天纬地之才,倒海翻江之笔’,岂必是我这篇不及那篇好?不过是评文时着墨不同罢了。”

易房同考官杨杰杨伯英轻咳一声:“你们评你们的,不须拉扯我。我易房推出的经魁文章的确周密详备,俊逸清新,可称一时之选。”

他复诵着:“小人之异于君子者,大抵异于所为也。而吾谓小人自安为小人,则所为已非;小人自讳为小人,则所为更假。”

念到这里,他便看着两位诗房考官,深吸一口气,闭上眼负手而立,长叹道:“小人与君子之别只待观其行才能辨出,其所作或为非、或为假,愈善掩饰而恶行愈多。旁人看他非为则洞如观火,他自己却因自欺而以为能欺过别人,所做日渐坏去,不可挽救。此处说得何其精到有力,读之如登西山,致有爽气!”

李东阳笑道:“这段还未,末二比写小人恐自见恶于君子,却不知君子早知其不善之语,笔致娴雅圆熟,尚有袅袅余音在文字外,果然是学养兼优之作。伯英荐上的果然是好文章,便不因经房考官推荐,也足可列在前茅。”

谢迁这个副主考是负责填榜的,命人将易房这无争议的文章朱、墨二卷取来,当场由两名读卷官对念,听得一字不错,将他的卷放在将要填入五经魁的那一摞上,又看向诗房的两位同考:“二位同考官既争不出上下,还是叫主考西涯公评断吧。”

两篇文字各有优长,两位考官要辨的还不光是哪篇更好,还得猜哪篇是崔燮写的——李东阳作老师的要避嫌,不能把自家学生的文章列到前头,反而要抑他一抑,打落到五魁之外。

反正乡试不似会试,还要分作三甲,只要名标在桂榜上,哪怕是第一百三十五名,也是和第六名一样值钱的举人老爷。

梁储自信地说:“和衷必在我手中,我看他这篇破题便破得与众不同。”

他也和杨杰一样,曼声吟道:“状为不善之小人,揜著之计巧矣。”又点评道:“这句便有可圈可点之处,原题‘小人闲居为不善’一句便如描画眉眼,细细分明地刻画出小人掩恶著善之状,用这个‘状’字以喻原题描画之笔,岂不精到?”

一旁几位同考官点头附和道:“他是会画画的人,理宜作此语。”

张璞道:“我也看过崔和衷的卷子,他做题一向走古朴简洁,理过于辞的路子,不一定就要在破题上出新。我看这篇‘以自欺者欺君子,小人之意伪矣’点题分明,下引承题‘夫小人,非昧乎善不善也’,一语点破小人知善故为恶的本质,岂不也是擅点睛者的手笔?”

礼房一位同考官王珦道:“不然,这破题有些俗气了。我礼房便有一篇文章是这么破的,只与他这破题差三个字,是‘小人之揜著工矣’。不过以‘意’之伪代‘掩著’之工巧,是比他的文字精炼。”

不过这篇没有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