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月穿梭,时光如织。塞北的密布战云并不能直接笼罩京师的天空,大明的北京依旧如平时一样,享受着秋日的凉爽。

但这样怡人的平静很快被两封塘报打破,宛如在平静的湖面扔下一颗石子——不对,是砸下一块巨石,掀起了令人震惊的波澜。

第一份塘报来自辽东,由辽东巡抚顾养谦上奏,报曰:“(我军)出塞数日,遇虏于开原西百里处,副总兵萧如薰探知,整装备马,欲迎敌于莽原。俄尔两军初战,观虏所部约二万,与我匹敌,乃语众将曰:‘此无惧焉’。遂与副将麻承勋议,萧如薰亲率中军鏖战,麻承勋部出右路绕袭虏之侧翼。

虏只一路强攻,攻势虽烈,不能破如熏。又以麻承勋侧翼之袭故,虏势稍挫,退矣。我获首级二百余,杀敌或数百(注:蒙古有抢回阵亡者尸体的习惯)。王师虽小胜,伤亡亦四百余,遂顿兵以治。

孰料次日有虏败军往投,问之,言其非虏,乃科尔沁败军也。如薰震惊相询,方知虏日前虽受小挫,主力尚在,乃转道往北伏击科尔沁。科尔沁贝勒明安原闻王师见虏,携其弟莽古斯、洪果尔等欲援。不意遇敌,大败,死伤逃散者四千,势大窘,乃奔投如薰处。

辽东副总兵萧如薰、开原参将麻承勋报于臣,皆言虏部或为图们前军,彼以此胜,必张枭势,不便即刻反击以遂其计,当携科尔沁稍退至开原之西,边墙之外暂驻,以图后事。

臣意,今科尔沁虽有一败,我则一胜,虏亦一败一胜,可言均势。然我此番出兵,原为解救科尔沁而往,彼部既已为我所救,大势胜也。故臣以为可允,待科尔沁实力稍复,何时不可出兵耶?

况虏来攻科尔沁,虽获一胜,未能倾覆,势必再图。我携叶赫、哈达、建州(右卫)及科尔沁各部以逸待劳,胜算增也……”

这封塘报的主要意思大抵是这样:萧如薰出兵遇敌,中军正面迎敌,麻承勋率本部迂回包抄,最后打了一场小胜,虏部退走,萧如薰则顿兵救治伤员。

然而仅仅过了一天,科尔沁败军来投,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本来是听说明满联军遇敌,要来和明满联军夹击察哈尔,但没料到这边打太快,察哈尔也走得太快,于是在路上被伏击了,大败一场,损失了四千精锐。

萧如薰、麻承勋都认为不应该现在去和察哈尔打,要求退回开原长城边上,等着察哈尔主动来攻,这才好以逸待劳,发挥火力优势,而顾养谦也赞成这个办法,便请皇上圣裁。

老实说,辽东方面的塘报虽然不算太如意,但也不算太糟糕,可以说还是在能够预计的范畴之内。至于回撤到开原城西面的长城之外,大家也不是不了解这么做的动机。

实际上,以逸待劳什么的还只是显性动机,更重要的动机别说顾养谦这位文臣没提,连萧如薰和麻承勋两个武将都很精明地没有说起,因为那个理由不太方便现在宣之于口。

科尔沁主力越是靠近开原定下来,他们将来就越是离不开大明的保护,久而久之便会变成第二个哈达、第二个叶赫。

这种事如果放在十年前,那还是喜忧参半,因为羁縻效果虽然可能提高,但危险系数也会放大——万一科尔沁因为什么意想不到的原因暴走了,由于其离得很近,对开原的威胁显然更大,最起码开原的反应时间被大大的缩短了。

但在眼下,至少实学派的官员们,无论文武都不再担心这一点。高司徒的羁縻办法实在太厉害了,纵观这十几二十年来,凡是由他主导搞出来的羁縻地区,不客气的说,当真是比某些边地本身还牢固,听话程度堪比守户之犬。

因为这样的原因,朝廷对于批准顾养谦的奏疏是没有什么异议的,只是由于目前仗还没打完,“图们主力”甚至都没出现,那当然还不着急赏赐的事。故而,皇帝很快同意了内阁的票拟,批准顾养谦所奏,并再次提到辽东作战由他们自行处置,给于便宜行事之权。

但等到了次日,另一封奏报却把朝廷惊呆了。大宁城传来的塘报报告了一件大家都没有料到的大变:土默特东出的援军遭到图们主力截击,在大宁城西南不到百里处的青城(不是青城派的那个青城)城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,三万余援军至少损失万余人马。

更糟糕的是,主帅额尔德木图和副帅布塔施里还在战后起了争执。额尔德木图力主前往大宁城暂避锋芒,并收拢败军,再图后续;布塔施里则怒斥额尔德木图不够胆色,要求紧急收拢残部并马上反动反击,跟图们决一死战。

按理说,这种危难之际当然应该由主帅额尔德木图一言而决,可是此次出兵双方的力量几乎差不多持平,这就有点微妙了。

额尔德木图手中的核心部队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是他父王把汉那吉交给他的约七千西哨精锐,一部分是恰台吉留下的约五千本部。

而布塔施里手里的兵力是一万整,全部由他母亲三娘子掌握,其根子就是当年俺答汗王庭亲军的一部分,一般被视为土默特精锐中的精锐。

除了他们俩之外,从属土默特的各部当然也都一家家各出了一些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