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理说霍冀既然是倾向于高拱的一位尚书级大员,那么在这件事上,高拱似乎应该帮他一把,但个中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。

霍冀隆庆元年时本任陕西三边总督。二月,张居正入阁参预机务。其时,徐阶大权在握,高拱因与徐阶不和,遂于元年五月离开内阁。九月,俺答寇大同,陷石州,掠交城,文水,直捣山西中部,京师处于战争恐怖中。十月,俺答掳掠中饱后引兵北退。隆庆帝下诏让群臣讨论战守事宜,兵部尚书郭乾被罢职,十月丁亥,由霍冀接任。甲午,巡抚宁夏的王崇古改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,总督陕西三边。

到了隆庆三年,霍冀进九边图书。这一年灾异频繁,霍冀和杨博一同乞休,隆庆不允。

这里问题就来了。当时杨博是户部尚书,灾异频繁请辞还有点道理,可霍冀一个兵部尚书也跟着凑什么热闹?

原因在于,霍冀和杨博乃是同乡,而同进同退到这个程度,说明关系很不一般。在霍冀之前,杨博是兵部尚书,而在霍冀当兵部尚书的时候,杨博当户部尚书,却同时还在兼管兵部的事,可见霍冀当兵部尚书,肯定有杨博的帮助,他肯定希望是一个自己的人来继续管兵部,这样才不会有矛盾。

所以归根结底,霍冀是杨博的人,而不是高拱的人。至于他的政治态度为什么倾向于高拱,有一个不完全的理由是:高拱与山西籍的大员们关系历来不错——记得此前徐阶和高拱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么?就是那次杨博主持的京察,当时高拱就是站在杨博一边的。

当然这其中的具体情况还比较复杂,三言两语说不明白。总之,杨博、王崇古、张四维等这些山西籍的大员,在朝中的政治态度多倾向于高拱,霍冀作为山西籍的大员之一,在其内部大概紧随杨博之后,也对高拱有所倾向就不奇怪了。

但不管怎么说,霍冀的“带头大哥”是杨博,而不是高拱。

既然如此,高拱就不好随便强出头,至少得等杨博表态,他才好有所举动,要不然你让杨博怎么想?山西籍的其他大员怎么想?

怎么着,你高肃卿是打算直接把我们山西帮整体收编了还是咋的?

因为这个原因,高拱现在肯定是不方便插手的,即便要插手,也得等霍冀顶不住赵贞吉压力而杨博也束手无策之时,那时候出手才显得出其中的分量。

但在原本的历史中,这件事后来出了岔子,其中原因比较复杂,简单的说就是霍冀直接愤而辞职了,高拱什么也没来得及做。但是一年之后高拱成为首辅且稳固了地位,便指示亲信门生、吏科都给事中韩楫上疏,请重新启用霍冀。不光是韩楫一人,从韩楫开始,一大帮高拱的门生故吏纷纷上疏请求重新启用霍冀,只是那时候霍冀染病,身体不好,因此推辞不就,再过了四年便病逝了。

事情前因后果大概就是如此,现在该言归正传了。

隆庆帝这个人,别看平时不声不响,但他其实是很了解这些内幕的,他知道所谓赵贞吉仅仅是因为脾气倔、架子大才跟高拱不和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。赵贞吉乃是徐阶余党,他跟高拱之间的矛盾,归根结底是施政理念不同:徐阶的施政理念早已说过,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:维持现状。

但高拱显然是不满足于维持现状的,他要的是“除八弊”,是打造一个崭新、向上的大明。

这两个人的矛盾,根本无法化解。之所以还留着赵贞吉,一是赵贞吉目前并没有出什么大的差错,不能无罪而罢;二是徐阶余党内部的势力还未理顺,还要等一等。

前者不必多说,后者却必须提一提。

隆庆帝是在等谁理清徐阶余党的内部势力?

不是别人,正是张居正。

张居正当然是徐阶一党出身,但他同时也是隆庆的潜邸之臣,如此一来,到底要不要用他,就要看他自己的倾向了。

隆庆怎么观察他的倾向呢?倒也简单:跟高拱走得近的,就是倾向于自己这个皇帝;跟高拱走得远的,那就是自私自利的徐阶党徒。

说到底,在隆庆心目中,由于高拱的政治理想跟自己完美重叠,因此高拱就是他在外廷的全权代言人,嫡系中的嫡系、亲信中的亲信。

说与高拱一路,便如同与他隆庆天子一路;谁与高拱陌路,便如同与他隆庆天子陌路。

因此,他下意识的一句话,才会根本不提赵贞吉。

高务实隐约之间想明白了这个道理,顿时觉得腰不酸了,腿不疼了,一口气能爬五楼了……咦,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。

这时孟冲也连连笑着点头,附和道:“是呀是呀,万岁爷爷圣明独断,内阁总算是……总算是明白了万岁爷爷的一片苦心。”他说着,心里一阵后怕,心道:直娘贼,差点说成“内阁总算是给了个面子没有封还中旨”,还好爷们反应及时。

隆庆也笑着点了点头,对冯保道:“冯保,你亲自跑一趟,去告诉下面,可以给高务实刻印雕牌了。”

刻印雕牌是指刻制官印和腰牌。有了这个东西,高务实才算正经的大明官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