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桂在与薛宝钗闲谈的时候,张居常却正在烛光下提笔凝神——他在按与李桂商议的步骤向雍元帝写信。

沉思了一阵子,张居常提笔写道:“老臣张居常拜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
臣今上折乃为开海禁之事,开海禁之事益处颇多,臣不一一赘述;朝廷所虑者,一为蛮夷之风影响民风,遗祸我朝;一为此让海寇有可乘之机。

臣以为此多虑也!想我天朝上国,处处忧于蛮夷,岂惧蛮夷之风也,民众或一时为之惑,然长久之后,高下自判,民众必改之。

或曰海寇之事,老臣以为,禁海并不能禁海盗,今江浙一代“黑寡妇”、刘三虎、赵伢子等极为例证,而若开海,即可用关税之银重整水师,南可震海,北可北上,以缘关东。

而前日老臣偶与李桂李大人谈起此事,李大人也颇为赞同,言此乃打开财路之事,可卸推行摊丁入亩之阻力……”

张居常洋洋洒洒,对于与李桂商谈之事也没有隐瞒,因为这事根本不用隐瞒,先不说是否有锦衣卫监视他俩,仅仅以雍元帝的智力,一看折子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,藏着掖着反而图令雍元帝怀疑!

……

如此十一月七日,雍元帝受到了李桂的密奏,打开之后,看到李桂所写的此几位向为微臣之所爱,以致忘形,看到这里雍元帝鼻子里立刻“哼”了一声,而后他就看到了李桂所提的开海禁之事。

海禁之事一直以来都是朝堂议论的焦点之一,在朝堂上也分成了两派,而且这两派还有着很强的地域性——南方的官员赞成开海禁,北方的则反对开海禁。

两方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在海匪上,北方官员认为大虞朝四围尚没安宁,海匪不过是癣疥之疾,不足为虑,不如把海一关,不理它。

南方一派的官员的观点则和张居常相同,认为开海禁有丰盈国库,强化水师,富裕民生,北上支援等诸多好处。

两方争论不休,北方的官员讽刺南方的官员,名为家国,实际为己,想着做海外的生意。南方的官员则讽刺北方的官员鼠目寸光,只顾自己一方的安宁,没有全局。

但是随后大虞朝西边与北边以及西北地区战乱不休,大虞朝已经没有精力去招惹海匪这个麻烦了,而且心里也有些害怕蛮夷之风影响大虞臣民,所以最终的立场大虞朝倒向了北方。

但是现在的形势变了,首先北方、南方是平静了,只剩下西南没稳,但也不过是癣疥之疾……

而现在最主要的是推行摊丁入亩这个国策……若是开海却是能吸引一部分人的注意力,最起码是南方官员的注意力,这样关上了一扇门,又打开了一扇门,确实有利于摊丁入亩之策的推行。

不过作为皇帝,雍元帝还是担心蛮夷之风会影响臣民,但是他也有着张居常的心理,我堂堂天朝岂能惧怕蛮夷之风!

实际上作为一代皇帝,强烈的自尊心、自傲心之下,他的这个心理比张居常还要强烈些。

“李桂他也同意,他虽然有些贪花好色,但见识还是深远的,嗯,不如朕回头把这个话题抛出去,让他们先议一议,这样也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,哼哼,这些人不是造谣就是传谣,待摊丁入亩完成之时……”

随后雍元帝肚子里暗自咬牙,实际上雍元帝并不大度。

……

第二天早朝以后,雍元帝就把沈正阳、丁贯九、赵虎臣等几个召集了过来,说了一下李桂建议开海禁的事。这种大事即使是抛出去争论,雍元帝也要掌控其方向的,而这几个人其实就是大方向。

而沈正阳、丁贯九、赵虎臣都是雍元帝的股肱之臣,对外面的谣言,雍元帝的处境是一清二楚的,他们很清楚开海禁在这个时候的作用。

但是拘于时代的限制、学识的限制,他们还是认为开海禁有着诸多的弊端的,因此闻言沈正阳、赵虎臣、丁贯九都认为有限制的开海禁比较稳妥,也可在朝堂上议一议。

而有限制的开海其实正是雍元帝心里的想法,这个想法其实也不是他新创的,而是有成例在前,以前也有有限开海之事,将商埠只射中在泉州一地。

既然沈正阳等如此说,雍元帝就决定回头八这个事情正式的庭议一下,而到了晚上,雍元帝又收到了张居常的来信……

只不过伴随张居常来信的还有两封折子,一封是河南开封府知府陈文轩的褶子,9折子上说开封生员联名反对摊丁入亩,并举着孔夫子的牌子在衙门口静坐。

士为国家之根本,雍元帝推行摊丁入亩之所以小心翼翼,怕的就是这个,如果引起天下士子响应,那就是个大麻烦!

随后雍元帝急忙召集沈正阳、赵虎臣、和亲王、安亲王等商议对策。

这一刻雍元帝倒是真香李桂就在身边……

召令下去之后,雍元帝一边等到,一边看折子随即福建巡抚江山水的折子进入了他的眼帘,弗朗机人侵占小鼓屿,并袭扰边境,要求通商。

如果说陈文轩的折子让雍元帝既愤怒又有些慌乱的话,那么江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