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熟悉别人,同时让别人熟悉自己,切忌不能操之过急。”

秦凤鸣点头道:“就像一个乱了的线团,先要观察找到线头,才能把麻烦给捋清楚。一上来就胡乱动手,容易把线团越搞越乱。”

“可以这么理解。”宋维扬说。

陈桃笑道:“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

宋维扬道:“那你说说。”

陈桃道:“第一,奖励工作优秀的干部和职工;第二,开除所有参与闹事的工人;第三,开除配电房的管理人员;第四,亲**问保护配电房的工人,并给予献金奖励。剩下的需要慢慢做,厂里原有的不怎么听话的干部,必须全部撤掉,换上我们从总部带过去的人。”

宋维扬说:“要拿捏好一个度。不管是说话,还是做事,甚至做人,‘度’很重要。它可以让人佩服,让人敬畏,让人亲近,让人不产生反感,什么事情都能做得水到渠成而不显突兀。”

“那‘度’该怎么掌握?”曲池突然问。

“多观察,多思考,多总结,”宋维扬说,“你们慢慢就会懂的,我解释不清楚,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。不同的情况下,‘度’的表现也不一样,必须综合各方面的因素。比如说话吧,我现在是董事长,只要我不盛气凌人,不侵占你们的利益,你们会心甘情愿听我的话。如果想提升你们的积极性,那也很简单,许诺就可以。但换成其他关系,你就要衡量自己的情况,衡量对方的情况,捕捉对方的心理需求和底线,该压迫时压迫,该威胁时威胁,该讨好时讨好,始终让对方可以承受且不产生反感。”

宋维扬在言传身教,培养干部,反正坐火车闲着也是闲着。

秦凤鸣笑道:“这是名家和纵横家的思想啊。”

宋维扬乐道:“你还懂诸子百家?”

“我是哲学系毕业的。”秦凤鸣说。

“那我们的专业差得不远。”宋维扬说。

宋维扬报的是社会学系,80年代初,社会学还属于复旦哲学系的子专业,1988年终于独立出来,今年又被划归法学院管辖。

之所以不报商科,是因为宋维扬感觉没什么好学的。以他的水平,在90年代可以直接当教授了,还学个屁啊,纯属浪费时间。于是,他准备去社会学系混个几年,顺便旁听一下哲学系的课程,这对企业家而言很有用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