既然终於领悟到了“望白署空”的真意,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到郡以来,莫说“三日一朝”,几乎是勤恪到日日理事,却依旧理政艰难的缘故,其根本缘由,是因为少了一份“大政方针”;莘迩就急於针对错误,作出改变。

可是,“大政方针”却非一下可以想出来的。

时下的主流思想是老庄之道。

“望白署空”的表面含义,实即道家的“无为”之意。

这也是张道将等肤浅之辈,会将此四字理解为“不做事者贵”的原因。

放诸海内,外观之,北胡南唐,群雄竞起;内视之,定西境内唐胡杂居,情况复杂,且时刻面临强敌入侵的危险,值此时局,莘迩并不认可风行今时的老庄可以成为他主政的指导思想。

老庄不可行,莘迩便琢磨,从别处相求。

以知当今的时代大略相当於魏晋十六国时期。

结合前世的闻知,他首先想到的是西汉“外儒内法”、“霸王道杂之”的治国方针;继而想到的是东汉时期,儒学真正独尊,朝廷重视伦常,“以经学取士”的主政思想。

但这两种治国的方针,不用细想,只略作忖思,就知都无法照搬到现在。

莘迩前世所在的时空,历史上魏晋清谈兴起的缘故,大略有两个。

一个是魏晋之际,当政者为一己之私,假装披上儒学的外衣,肆意玩弄政治秩序,造成了礼乐崩溃的后果,导致社会混乱,使儒生们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现实产生了剧烈的矛盾。

再一个,主政者既然得国不正,那么为了维持政权,对激烈反抗的真儒们便大杀特杀;加以战乱不断,使时人深感世态无常,人生苦短。

由是,遂有大批本以儒业传家的士人们从而转向老庄,不复关注国家时务,改以纵情为自身个体的寄托。

简言之,魏晋之清谈,实为对儒学之反动。

这个时空的朝代名字虽与莘迩本在时空的历史朝代名字不同,但成朝窃秦,四世而亡,禅让於唐,唐诸王争位,引胡夷入侵,等等的情形,却与汉、魏、晋的形势一模一样。

这也就是说,外儒内法也好,重新树立儒家为统治思想也罢,都不是立刻可以得以实行的。

莘迩苦思数日,无有一获。

徒然悟到了自己在施政上的欠缺何在,奈何水平有限,想不出应对的举措。

不过,莘迩倒是在此过程中,决定了一件事情。

任何的大政方针,都得用人执行;没有大政方针的情况下,日常的政务也得有可靠的人执行。

大政方针,一下子想不到;自己班底的构建,已是刻不容缓。

到任至今,除了在上任时,听从功曹史亮等郡府大吏的建议,辟除了张道将等一批人;以及后来擢黄荣为郡督邮之外,莘迩在郡府的人事上没有做过任何变动。

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

初来乍到,人生地疏,不熟悉地方情况,也不了解地方和郡府的人物,不知何人可用,不知谁有能力;面对这种情况,最好的办法自然是“萧规曹随”,且先静观。

而今主政两月,发生了很多事情,郡府大吏的能力,本郡土著士族对自己的态度,莘迩大致已然明了,在用人取士上,业已有了初步成形的判断。

黄荣对他那个小群体的成员说,莘迩不关注土、寓之别。

海内大乱之后,无论江左,抑或定西,均有大量的寓士流入,土、寓之争,是江左的大问题,也是定西的一个问题。莘迩岂会对此毫不关注?

无非因为知道土著士族在朝廷、郡县的势力,莘迩初时,一是不欲与土人发生矛盾,二是冀望能够得到土人的支持,故乃装聋作哑罢了。

情势发展到现今,已经不容他再装聋作哑,“做个好家翁”了。

土著士族在郡府中的代表是张道将,包括功曹史亮在内,府中的土士,多以张道将马首是瞻。

张道将对自己的不恭,莘迩可以容忍。

但张道将不举贤而举亲,自己不用后,他还闹脾气的行为,说明他是把本家族的利益置於在了郡朝以上,在这个方面,莘迩无法容忍。

反过来看黄荣,数次献策,尽心尽力。

如此一来,莘迩心中原本不偏不倚的天平,只能无奈地落到了黄荣这边。

实际上,究莘迩的本心,他是从另一个时空来的,对他来说,定西的土、寓两类,其实都是土著,唯他才是“客身”,他是很想一视同仁,量才使用的。

奈何现实不允许他的这份“天真”。

莘迩心中喟叹:“‘君子不党’,说来容易,做起来难於登天!”

君子不党,得人人皆唯公心,不及私利才行,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
莘迩纵自诩“公心”,为了办事,最终也不得不放弃“幻想”,选择“结党”。

便在他思虑停当,将要召史亮、张道将、黄荣等郡府的头面大吏们朝会,令他们各再举荐府中、郡县的能人才士,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