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句戏言,叫做“炒房兴邦,实业误国”。

如果把这句话放在90年代末、21世纪初,其实还有那么几分味道。

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后采取的措施,有些效果良好,有些却乏善可陈。

效果良好的有基础设施建设,从1998年开始,中央每年发行1000亿—1500亿建设国债,专门提供给地方建设项目。这意味着什么?地方政府上马一个项目,根本不缺启动资金,银行抢着给贷款,这种“政府投资、银行跟进”所形成的投资规模相当惊人,地方政府可以放开手脚跨越式发展,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繁荣。

这种模式,放到二战之后的欧美国家肯定不行,必然造成“挤出效应”,导致私人投资和支出下降,并且市场利率也会上升。但中国有特殊制度,特殊国情,特殊时期的经济环境,连续这么搞了好多年,“挤出效应”几乎没在中国出现,市场利率不升反降。

所以当时有那么多西方经济学家唱衰中国,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规律,怎么推算都感觉中国经济要崩溃。

但在拉动内需和增加民间投资方面,中国政府的努力收效甚微。

连续降了好几拨存贷款利率,老百姓还是不太愿意消费,把大量资金都存在银行里面。这些钱根本贷不出去,因为出口受限、内需不足、竞争加剧,好多行业都发展困难,私营企业家的投资变得越来越谨慎。

这就造成一个现象——

90年代初期和中期,私营业主贷款比登天还难,得走关系,甚至是行贿,才能从银行拿到贷款。而到了90年代末,银行求着你来贷款,但凡有点名气的企业,办抵押的时候审查完全走过场,甚至有人空手套白狼贷出十几亿。

私企成了惊弓之鸟,投资谨慎不贷款怎么办?

那就发展房地产!

于是,炒房兴邦的时代来临了。房地产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,从银行大量借贷修房子,国家进行政策扶持,彻底放开房市交易限制,老百姓争相掏钱买房。嘿,这样一来,银行的沉淀资金被盘活了,内需也被拉动了,什么问题都解决了,简直……完美。

这种情况有利于特殊阶段的经济发展,在2004年以后就该政策控制,因为那时内需已经被拉起来了,民间投资也热起来了,不需要再靠房地产行业来推动。

可刹不住车啊,猛兽一旦被放出来,就很难再关回笼子里面。

……

市长办公室。

黄运生在房门打开的瞬间,就笑盈盈站起来,走几步过去跟宋述民握手:“宋老板,久仰久仰,今天终于见面了!”

“不敢,”宋述民笑道,“作为一个容平市的普通市民,感谢黄市长为容平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。”

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,我不敢居功,”黄运生说,“快请坐!小田,把我珍藏的碧螺春拿出来。”

田秘书奉命泡茶去了,黄运生和宋述民聊得起劲,那热络的样子,就像两个多年未见的老友就别重逢。怎么都看不出来,当年宋述民就是被黄运生抓进监狱的,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流。

宋述民拿出一沓稿件说:“黄市长请过目,这是我跟犬子一起做的发展规划。拙言浅见,贻笑大方,还请扶正。”

黄运生颇为好奇的打开这份材料,入眼便是“容平市未来五年交通发展建设规划之建议”。这玩意儿应该市政府来做才对,居然被一个私营老板拿出来,怎么都显得有点滑稽。

不过宋述民在监狱里面,就给黄运生递过全市工业发展思路,现在只谈交通发展也不算什么。

“宋老板请稍等,我先拜读一下。”黄运生非常重视。

这份材料,开篇就谈容平市的交通区位劣势。走水路可以进长江,但只适合吨位非常小的船舶;走铁路可以内通省城、外接贵省,但速度太慢了,而且车次也不足。只有兴建高速公路,才是打破容平市交通瓶颈的最优选择。

如果只是这些,那就没什么稀奇的,谁都想修高速公路,问题是钱从哪里来?

接下来就是论述中国经济形势,并讨论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,得出中央必然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的结论。

黄运生迅速浏览一遍,又重新翻回去细看,掏烟递给宋述民说:“宋老板,来一根。”

“谢谢,戒了。”宋述民摆手道。

黄运生自己点上烟说:“中央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,这完全只是猜测。从容平修高速公路到省城,至少也要几十亿,再加上山区的难度成本,很可能上百亿。无论怎么规划线路,中途都要穿过两个地级市,这得跟其他市的领导达成统一才行。我做不了主,省里才能做主。”

宋述民笑道:“且不说谁做主的问题,中央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,黄市长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?”

“看了你的文章论述,我觉得或许可能吧。”黄运生说。

“那就可以讨论建设高速公路了,”宋述民从包里拿出全省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