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维扬进屋跟母亲说了一声,便问杨德喜:“到底怎么回事?边走边说。”

杨德喜道:“前阵子咱们不是招了一批下岗工人吗?昨天发年终奖金的时候,有几个表现恶劣的,不但没奖金,还倒扣了他们工资。杨总经理上午巡视车间,还让我们给过年加班的工人买了礼物,然后他就自己买了些凉菜回宿舍了。我也回家准备吃饭,刚到家屁股都没坐热,就接到保卫科的电话,说杨总经理在宿舍被人打。我就立刻赶过去……”

宋维扬直接打断:“说重点!打人的是谁?被抓了没有?杨总现在怎么样子?”

两人已经走到了村道边上,杨德喜帮忙拉开车门说:“打人的有十几个,只有两个是咱们厂的工人。领头的叫刘胜利,这小子平时表现一般,只迟到过几次。但他前几天偷礼品罐头,出门的时候被人赃并获,按规定扣了他五天的工资,这个月奖金作废。他回家越想越气,就找到另一个叫李顺的工人,又邀了些社会上的混混……”

“讲重点,讲重点!”宋维扬系好安全带,使劲拍方向盘。

杨德喜说:“杨总经理被打得小腿骨折,另外还有一些外伤。打人的被抓了四个,都在派出所里,剩下的还在抓。今天过年,派出所只有两个值班民警,估计暂时抓不着,那四个还是被保卫科扭送去派出所的。”

“都是本地人,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,”宋维扬道,“先去商场,给杨总买点慰问品。”

“是该买点东西,”杨德喜说,“杨总经理也不容易,大年三十还在巡视车间。人家有文凭,有本事,还有责任心,这样的领导打着灯笼都不好找。”

宋维扬刚刚发动汽车,大表哥郭勇刚突然冲过来,拦住面包车道:“表弟,听说你们厂里的干部被人打了?谁打的?跟表哥说一声,老子带人弄死他!”

“你就别添乱了,打人的都在派出所里。”宋维扬哭笑不得。

这位表哥也不像他爹妈那样是势利眼,可惜太过好狠斗勇,且遇到大事又没担当。嗯,说起来似乎有点矛盾,其实就是喜欢打架惹事,踢到铁板又立马变成怂包。

郭勇刚一副大佬架势,撸袖子说:“整个容平,还没我郭勇刚摆不平的事儿。表弟你放心,等那几个孙子放出来,老子还要揍他们一顿!”

宋维扬说:“你别给我惹事就好。”

“嘿,说什么话呢,哥哥我是干大事的人!现在我手底下已经有十几条枪,不用一年半载,保证踏平咱们市的黑白两道。”郭勇刚吹大气道。

十几条枪当然是假的,满打满算也就十几个人,全是些狐朋狗友。吃饭喝酒一个比一个快,邀约打架也快,但打起来跑得更快。

“把你在外面欠的赌债还完了再说,牛逼就别找家里要钱。”宋维扬懒得再说,撂下一句就开车走人。

杨德喜担忧道:“董事长,打人的虽然已经被抓了,但就怕他们不依不饶。等关几天放出来,隔三差五来厂里闹事,那就不好搞了。”

宋维扬问:“他们带没带刀子?”

杨德喜说:“刘胜利和另外一个混混带了刀子,但没动刀,只是拿来吓唬人。”

“那就够了,持刀入室抢劫,可以判他十年。”宋维扬冷笑道。

“这就判十年?都是本地人,太狠了吧。”杨德喜打了个哆嗦。

宋维扬说:“敲山震虎,杀鸡儆猴!两万块够你活动了吗?不够就再加点钱。”

杨德喜说:“我觉得吧,判个三五年就够了,下岗职工也不容易。”

“就他那样的,下岗活该!”宋维扬怒道。

在国企改革大潮中,下岗工人一直属于被同情的对象,但实际上,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不小的问题。

几年前,曾有国外机构对一家国企做调查,数据显示:该厂工人每天的平均有效工作时间不足两小时。

拖拖拉拉磨洋工是最常见的事,更有甚者,还一边工作一边织毛衣,或者几人聚在一起打扑克。迟到早退无所谓,跟组长打声招呼就行,偷厂里的产品带回家,或者拿去卖废品,这些行为更是司空见惯——海尔的老总搞改革,订立的第一条规矩,便是不准在厂里随地大小便。

偏偏厂长还不能开除谁,因为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翁。

第一批下岗职工身上,或多或少都带有不良风气,而且一个个还心高气傲。只有再等几年,陆续出现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下岗职工,他们才渐渐认清现实,摆正心态,但依然大部分都不如农民工肯拼命,脏活累活下贱活很多人还是不愿碰。

以上,不是在说下岗工人的坏话,陈述事实而已。

而且下岗职工变成那样,也源于体制问题,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了。

前些年,京城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(刚开始是由个体户汇聚而成),政府强行把四分之一的摊位留给国企,让工人摆摊卖厂里的产品。结果呢,国企工人坐在摊位前,拉不开脸叫卖招揽顾客,干脆看小说打毛衣瞎混日子,遇到问价的也不给好脸色,八小时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