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为朱慈烺献计献策的是黄宗羲,他拈着胡须,侃侃而谈道:“太子殿下,晚生以为本朝绅强而国贫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。天下大而难治,天子所及所顾有限。因此不能以官治民,而只能以官抚绅,以绅治天下万民。这就是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!既然是与士大夫共天下,那么士大夫自然要从中得利。其得利多寡,就取决于朝廷之强弱远近。

朝廷过去以北京为都,以天子守边,以东南富庶之地为远州。东南之政自然多赖士绅,东南之利,自然要和士绅分享。而且本朝自土木堡之变以后,由盛转衰,国势日下,君威渐弱。君弱则绅强,绅强则要与君争利,天下税赋当然会流失。因此以十万万亩之田土,一万万之人口,就仅纳粮两千余万石,银二三百万两了。

而晚生应对之法,则是近郡则严治,远州则方镇。以克难新军十数万之众,由北地南下的勋贵、世臣数千之家,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宗子数万之人,还怕管不好南直隶、浙江、江西的数十州府吗?所以学生觉得,真正需要留意的还是边远州郡和北国!”

果有见地!

黄宗羲道破的是中国君主集权政治最大的困难——国家太大了!这年头交通基本靠跑,通讯基本靠吼。国家一大,信息传递就慢。距离国都比较近的地方还好控制,远州边郡那是很容易失控的。

早年大明建都南京,看着钱袋子。结果边军在燕王朱棣的率领下作乱!

后来朱棣迁都北京,亲自看着边军,东南士绅又随即崛起......

现在朱慈烺带着十几万北军,几千家北方权贵,几万宗子宗室跑到江南,那么多人,那么强大的实力,要压制东南士绅问题不大。真正的问题是边远州郡和北方前线。

如果边远州郡不出乱子,北方的鞑子也不来插一脚,东南有啥铲不平的?

“太子殿下,学生有个办法,可以让东南州郡在朝廷严征商税、清查土地时太平无事。”

这回说话的是罗大公——今次恩科的状元公就看他和黄宗羲的表现啦!

从某种意义上说,今天的东林大会,也是一场状元面试!罗大公做梦都想当状元,能不好好表现吗?

“学生的办法就是以富官换穷绅!”罗大公推出了自己的“解决方案”。

“怎么说?”朱慈烺感兴趣地问。

罗大公道:“本朝的治理之道向来是绅富而官穷!绅者,秀才、举人、官户也。本朝优待读书人胜于唐宋,以宋朝为例,文官俸禄优厚,官户又免税免徭役之利。然而官人官户又有几何?进士难考,得官不易,举国之间,三年不过数百。全国的官户也就是几万家,虽有各种优待,但耗费终究有限。

而本朝自秀才起便有待遇优厚,免税、免徭役,还可以用诡寄、投献和庇护商人之法,将读书人的优待折色,实则就是分润国家的税款。因此本朝书生,只要有个秀才就不是穷酸,如果中了举人,三两月间就是一方富豪了。能够清廉以自守着,万中而无一啊!至于入仕为官......如果一点都不贪不腐,实际上就是图个身后之名,钱是赚不到几个的,没准还得往里面贴钱。

不过地方上给官户的优待又远高于举人,所以即便是那些明面上的清官,绝大多数还是能通过分润国税多少捞上一点的。如果这官员来自东南富庶之地,那么不是贪官也能当上豪富。只是这钱不是来自天子,而是取自地方......本朝的吏治中最大的败笔,就在此处了!”

官员们替皇上家打工,但是皇上家的俸禄微薄,在绝大部分官员的家庭收入中占比微不足道!

即便丢官,只要不削籍,或者削籍后士林名望更上层楼,在经济上就不会蒙受损失。

这才是大明文官敢于对抗皇权的根本原因——他们的经济基础,压根就不是皇上的俸禄,而是对国家税赋的分润之权。这不是官俸,而是绅权!

罗大公接着说:“如果太子殿下想要收东南绅权,就必须高薪养官,让实心用事的官员能从朝廷收回的绅权之利中分肥。这样一部分士绅出身的官员,才会为朝廷去夺其他士绅的财权。”

“言之有理!”朱慈烺笑了起来,这是人才啊!将来可以当罗阁老的!

“说说看,”朱慈烺笑着又问,“本宫应该如何高薪养官?”

罗大公道:“殿下,晚生的想法是什么地方多交税多纳粮就多养官!朝廷应该从每个州府的田租和商税中提出一部分,比如十中取二,作为养官之资。养官之资越多,该地的官也就越多!以臣所隶籍的松江府为例,松江土地肥沃,账面田土总额约在200万亩,实数当在330万亩上下。其中官、军、隐田近半。如果能清查完毕,那么有165万亩土地可以隶属军屯卫。朝廷可以拿出其中的30万亩作为松江籍官员的职田。

那么单是职田收租一项,松江籍官员至少就能得到二十多万石白米。其中一半发给在朝廷或外府任职的松江籍官员,另一半发给本地任职的低级官员、吏员、捕快、乡兵等员。有了这样的优厚待遇,自然可以拉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