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更少不了作为食品的牛羊肉——京师牛羊肉比猪肉便宜就是这么来的。

曹淦说在互市中,汉人“以缎绸、布绢、绵花、针线索、改机、梳篦、米盐、糖果、梭布、水獭皮、羊皮盒等物,跟蒙古人交换马、牛、羊、骡、驴及马尾、羊皮、皮袄诸物”。

另外,他还提到一点,就是在互市之初,大明朝廷为防止蒙古人冶炼铁制兵器,曾禁止输出蒙古牧民生活必需的铁锅,这事造成了很大的不便,蒙古方面怨言很大。

后来经时任宣大总督王崇古疏请:“及查得辽东开元、建宁之市,以京华粗铁锅入市。盖此锅生铁不受炼炒,行之已久,此可效行。及查得宣大沿边山程险远,铁锅鲜至,今既有此锅,即当容照辽右之卫例,以该锅入市易,商夷攸便也。”

王崇古提到的“京华粗铁锅”,乃是京华特意推出的一种廉价锅,其铁质比较差,一般是做其他工具时的淘汰的那种,就拿来制造成铁锅卖给女真、蒙古,结果这玩意儿出乎意料的好卖——对于蒙古人和女真人来说,这锅能用而且便宜,有这两点就够了。

于是大明朝廷准予京华粗铁锅进入互市交易,但还是将硝黄、铜铁、盔甲、兵刃列为违禁物品,严禁进入互市交易。当然这很正常,就好比美国佬不可能把航母卖给中国一样。

曹淦又介绍道,在互市之中,既有大明朝廷经营的“官市”,也有民间商人经营的“民市”,一般来说,“官市毕,听民私市”,而毫无疑问的是,京华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又是个商业体量上的巨无霸,现在自然掌握着各个交易地点的民市。

“官市”主要交易缯帛、马匹;而“民市”中交易的商品种类就多了,除了最主流的布帛锅釜,还有针、线、梳、篦、米、盐、糖果之类。

其实在互市初开之时,“官市”交易所占比重更大一些,毕竟当时“边氓畏虑,不敢贸易,虏入不市,衅怨易生。今岁且宜官为处置,使边氓睹利,则人必乐从”。

“官市”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官出“市本”,与蒙古商民进行交易。

大明朝廷的“市本”主要由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发放,具体定额是“各边年例市本每年二十余万,毫不可少。”

但如果交易量太大,“市本”不足怎么办呢?则“请借客饷”,或“请发兵部马价银”,甚至将“各营死马椿朋内脏银两,尽充市本”。

边将领取“市本”后,遣指挥一人偕商贾往内地各种商品的产地买进货物,然后运回互市,与蒙古商民交易马匹。

这个高务实是知道的,因为京华不仅自己掌握民市做买卖,其本身也是供货商,他是看过高国彦交给他的“财报”的。

曹淦对于民市的发展之迅速十分得意,说“客商岁得虏货之利,将源源自至”。

高务实笑着夸了他几句——这事他功劳确实大,当得起夸赞。

不过这种由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,即便有京华主导,也仍然是有明一朝蒙汉贸易发展中的新事物。

根据曹淦所说:“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,始立市场,每年互市,缎布买自江南,皮张易之湖广。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,互市钱粮有限,乃为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,是为民市之始”。

也就是说,九边的督抚们最开始是由于官市本钱不够用,交易不了那么多蒙古货物,只好广招“四方商贾”来跟蒙古人交易,四方商贾嘛,自然是以京华最强,所以民市的主导权就这么被京华悄悄拿走了。

不过京华虽然自己有不少货物生产,却也不是“世界工厂”,不能包产万物,所以民市中的商货,如曹淦就说:“缎布狐皮等杂货,来自苏杭湖广,由天津私港运抵,我京华商社乃运至市口”。

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相应的联系,这天津私港之所以贸易额一路攀升,与大明和蒙古的贸易越做越大是有密切关系的。

高务实又问了问商税的问题,这个东西最早还是他主动对高拱提出来的,不过他当时只提了个思路,具体怎么操作的没有细问。

曹淦便介绍说,在现在的互市贸易之中,大明朝廷按所定税例向蒙汉双方的贸易商民征收比较轻微的商税,“凡夷马商货,各有税例,每年即以收获银充抚赏之用”。

这里所谓“充抚赏之用”,就是大明朝廷在每年互市结束之后,对恪守条规的蒙古守市人员,奖给一定数量的银两及其它物品,市易“即毕”,还要“筵宴酋长,犒劳诸夷酋,人日牛肉一斤,粟米五合,麦面一斤,时酒一瓶,小菜油盐酱醋及马草银七分二厘,饭柴炭银二分,皆取给尖丁银及商税”。

与此同时,对汉民这边的守市人员也有一定的奖励。因此,蒙汉双方的守市人员都有维持互市秩序的积极性,从而使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。

至于具体税率,曹淦说那个太复杂了,几乎是按照不同的商品分类来定的,细说起来太费事,但如果简单的讲,就是高务实所说的“超低税率”。

还有一个现象很重要,就是蒙汉互市贸易兴起以后,蒙古牧民觉得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