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能遽然停止,则意味着……

与“可能被加征商税”关系不大的官员们顿时兴奋起来,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征商税所影响的官员,则出离的愤怒起来。

别看高务实在《取用疏》中把朝廷用度问题特意指出,说要加强监管,但官员们清楚,你再如何加强监管,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贪墨了。可至少,朝廷越有钱,就意味着控制这些钱的官员们越有权势,这总是颠补不破的道理。

更何况,朝廷一旦有钱了,最起码不会再给我们折奉、欠奉了吧?说不定还能再加一些“津贴”呢!

于是乎,一部分“不怕交商税”的官员就开始上疏支持高务实,而另一部分“怕死了交商税”的官员则开始强烈反对高务实。

当然,世上总有理中客,不独后世键盘侠群体中不少,大明朝廷同样也有。于是也有一部分官员上疏呼吁,有的说推行商税“利弊参半”,有的说此事“成败难料”,有的说“兹事体大,不如缓行”,有的说“还需详细考究,再作计较”。

总而言之,不是和稀泥,就是打太极。

不过,这些理中客的屁话成不了主流,在实学派与心学派争锋相对的当下,还是只有这两派官员的态度最为紧要。

实学派方面有两类风格的题奏,虽然因为高务实摆出了高拱,所以大致上看来,好像都是支持高务实的,但其实还是有所分别。

其中一类算是高务实的铁杆支持者,这些人完全赞同高务实的意见,言辞之中几乎恨不得明天——不对,恨不得今天就开始全面征收商税,并立刻组建“审计署”和“关税署”。

另一类则是本来不同意或者有些犹豫要不要这么做的官员,他们只是因为高务实打着继承高拱遗志旗号而不得不违心表示赞同,因此他们在表示赞同之后,却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,又说几句“缓和气氛”的话,大抵也就是要不咱们先搞个试点推行,亦或者咱们老成谋国,还是不可轻易全面铺开等说法。

虽然如此,但至少这一次实学派的总体表现要比此前团结不少,最起码没人跳出来明确表示反对。

不过心学派一方就不同了,他们的表现更加团结——清一色的强烈反对。其用词之激烈已经几近于骂街,疏文之中把高务实比作桑弘羊、蔡京等奸佞之流者,那是大有人在。

这样一来,高务实就创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记录: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“满朝弹劾”。

如果只是被弹劾施政手段,高务实是可以暂不理会,先等皇帝表态的。但现在他被人骂做奸佞,按照大明官员的习惯,他就只能闭门府上,不肯出而视事了。

申时行是旗帜鲜明反对高务实《取用疏》的最高官员,但他作为首辅,对于题奏疏文之用词非常讲究,绝不肯胡乱拔高,去骂高务实“奸佞”,只是就事论事,找高务实疏文中的破绽。

申元辅觉得高务实疏文中最大的破绽,便是他因为要收商税而制定的新式财政制度。

首先,这些制度如要实现,都必须增加官员。例如高务实说“入账出账,非一人可为;入库出库,非一人可掌。”

这意味着全国上下但凡管账之人,都必须设置成“左右主官制度”,其中左主官管账,右主官查账。且不说这会不会造成左右主官互相敌视,引起不和甚至内斗,单说这么一来朝廷所要增派的官员,那就绝非一个小数目。

按照明人习惯于“小政府”的思路,你这就是人为的增加冗官,增加朝廷开支。换言之,就是变相的增加了百姓的负担。

管账的是如此,掌管各类库房的也是同样道理。而且申时行很清楚,大明朝的“库管人员”本就很多——因为各地都建有各种仓库,粮草、军器、布帛、贡献、仪仗等等,不一而足。

如此库管人员也要加倍,这要造成多大的财政浪费?

更不必说高务实的加强监管到底是不是能杜绝贪墨,那也是没准的事。

深悉官场之道的申时行太清楚这其中的猫腻了,别的不说,就说你右主官固然可以监督左主官,但倘若这左右主官两人合谋,一起贪墨分赃,你怎么办?

哦,你说你还有审计署?好,那我问你,你这审计署要多大的编制才能监督天下间如此数量巨大的账目、仓库等机构?我就是给你一个都察院,只怕你也管不过来吧!

申时行的奏疏写到此处,就开始引出他们心学派的“道统级论调”:治理官员,还是要看教化,不能仅靠这些“平白无故增添人手”的手段,唯有人人为君子,道德出众,自律严谨,这才能清明吏治,才能真正轻徭薄赋、与民生息。

申时行的奏疏呈递去司礼监之后,他才看起百官们对高务实的弹劾。这一看不得了,他发现可能要出事了。

一些和他类似,“就事论事”的弹劾也就罢了,关键是弹劾之中混入了很多弹劾高务实“奸佞”、“遗毒”甚至“谤君”的说法。

这其中最让申时行惊出一身冷汗的,就是弹劾高务实“谤君”。

谤君?高务实怎么就谤君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