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金局长还提到了区里的赞成批复和合同约定。

这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,许副区长也在旁为其做了证明背书。

这就更让他感到有点为难,不好在进一步施加压力了。

然而这样的阻力还只是开胃菜。

因为天坛园长的处境和感受,和服务局不可相提并论。

别的不说,从隶属关系上,天坛公园就不像服务局,仅由区政府和市服务局双重领导。

天坛公园的“婆婆”可多极了。

是既归区政府管,也归园林局、文物局、旅游局管。

至于市政管理处和市交际处的话,天坛公园更得听。

这就导致天坛公园成了谁都能训两句的孩子。

好像谁都能过来指手画脚,做做工作指示。

可问题是,正因为能管天坛的地方多了。

所以对于天坛园方的实际需求,反而无人愿意负责和承担。

一牵扯到运营资金问题,换设备,修古建……

或者职工福利问题,涨工资,发奖金,分房子……

这些能管天坛的地方就没下文了。

你推我,我推你,都打上了太极拳。

实际上,几乎和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一样,天坛公园反而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。

尤其是过去,天坛公园名气和景观根本比不上故宫、北海、颐和园。

地理位置还是穷苦百姓聚集的南城。

所以那时候,天坛公园门票只卖五分钱,根本就不受重视。

园林局只肯承担天坛职工最基本的工资和劳保,其他的就不管了。

那怎么办?

只能自筹资金。

说起来可能没几个人会相信,天坛公园自五十年代起,就没停过搞副业。

不但在园区养过果树,养过月季,种过庄稼,养过家禽、家畜。

甚至还把公园的房子出租给商店,在园区搞过展销会。

尤其到了运动时期,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就更多了。

天坛公园被勒令停止对外开放,门票收入彻底没有了。

文物也遭到严重破坏,古建被多家单位抢占。

好不容易等到园区恢复对外开放了,园区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。

然而这个时候,已经丧失了赚钱能力的天坛园方,跟上级单位们提到古建修缮,以及迁走抢占单位的问题。

那些上级单位的态度却依旧搪塞,还是谁也不来给天坛公园实质性的援手。

所以说,天坛公园一直都是靠自己维持局面,上下齐心,苦苦熬过来的。

他们之所以敢于把斋宫租给皮尔-卡顿公司,痛快地给宁卫民提出的商业计划开绿灯。

既是迫于经济窘迫的需要,也是源于这种自力更生的传统。

不过话说回来了,这同样给了天坛园长硬气。

常言道,端人家的碗就得服人管。

可要是靠自己活下来的,没吃你的没拿你的,那还在乎你吗?

于是天坛的园长,就逐渐成为了一个特别有领地意识,有主心骨儿,也能抗事的一把手。

若是上下相安无事还好,天坛园长并不介意给各位上级单位点面子。

可要是真涉及到天坛的利益,那他还真敢据理力争,不怕甩脸子。

尤其宁卫民带给了天坛前所未有的收益回报。

如今的坛宫饭庄就是天坛公园的职工们过上宽绰日子的唯一希望。

岁数已然五十好几的天坛园长,早就不惦记自己还能升官了。

他如今最大的心愿,就是盼着多坐几年宁卫民给他配的皇冠轿车

以及在任期,能看见职工们拿到奖金满意的笑脸,听到背后说他的几句好话。

足矣。

所以对他而言,这特殊部门压根就没憋好屁,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就抵触极了。

见服务局的金局长都没答应,他自然就更不可能答应了。

“我说,这位段……同志。在咱们往下谈什么实际的事务之前,我还确实有几个问题想搞清楚。你要是不给我个满意的解答,我这思想可想不通。恐怕会认为你是故意针对我们,专找软柿子捏啊。”

完全不顾段处长皱起眉头的样子。

天坛园长跟着就发出一句句的质问,鲜明的当众亮明了自己反对的态度。

“第一,我们这天坛公园的保卫科,一直都尽忠职守,从没在保卫安全工作上出过大错啊。你们过来就说要加强监管工作,还要管束我们的保卫干事。这分明是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搞好天坛公园的安全工作啊。凭什么?故宫,北海,颐和园,你们也是这么管上了吗?”

“第二,我们的坛宫饭庄开业可没一年呢,往来的顾客根本比不上颐和园的听鹂馆和北海仿膳饭庄。我倒想问问,那两处饭庄你们都派人去了吗?如果没有的话,真的有必要对我们这么严格要求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