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运道:“我景国考评遵从四善二十七最,其中四善分别是德义有闻、清慎明著、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,这样的考评,太过笼统,尤其是把德义当作考评官员的首要之选,却不能真正验证一位官员的能力。既然要行利,自然用政绩说话,当以二十七最为主,并要在二十七最的基础上,进行更好的改变。”

所谓二十七最,便是根据不同的官职或才能来评判,比如吏部负责考评推举的官员,若做得好,便能获得铨衡人物和擢尽良才的评语。

黄宗裕面露难色,道:“让官员行利,怕是难以推行。”

方运道:“我有一问,倘若使百姓得利,使国家得利,使人族得利,是否为行利?”

黄宗裕道:“此为行仁义。”

方运道:“善!为民行利,为国行利,既是行利,也是行仁义。比如一地县令,若能让百姓富足,家家有余粮,人人有余钱,六畜兴旺,工坊倍增,商贸畅通,税收增加,这便是能臣干吏,比那些空有德义有闻恪勤匪懈却未能让百姓富足的县令,更应该得到提拔!”

“为百姓与国家谋利,便是景国革新的核心!”

方运的语气斩钉截铁。

众官这才松了一口气,原来还怕方运所谓的行利和尊礼复古一样极端,现在看来只是改变考评的侧重点而已,完全可以接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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