则”,而直到明朝灭亡,内阁阁臣的行政级别都极其不稳定。更何况一旦不看那变通之法,则“某殿某阁大学士”本身始终都是品级很低的。

但是除此之外,宰相和阁臣还有一条更关键的差别,那就是从其配套的行政官署来看,宰相往往有自己的正式办公场所与发号施令的机构:宰相府或丞相府。

在过去,比如唐代,文散官的最高官阶叫做“开府仪同三司”,这一条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专给宰相的加衔。而这,也正是明代阁臣远不及前代的一点——没有“开府”并且“仪同三司”的权力和地位。

什么叫开府?就是这个人有自己专门的官衙作为办公地点,而仪同三司则是明确规定他开的官衙,地位等同于三司。

何为三司?三公三师就是所谓“三司”。太尉、司徒、司空曰三公;太师、太傅、太保曰三师。

所以“开府仪同三司”意味着此人的地位就是“三司”这个级别,而大明没有这个说法,因此三公三师也好,还包括三孤三少等,全部成了皇帝可以另外赐予的加衔——朕没有赐予,那你们就慢慢混,慢慢升吧,别指望朕一次给你们“仪同三司”。

宰相开府不仅是“仪同三司”的地位很重要,更要紧的是相府里有许多属僚——左丞、右丞和参知政事等。而内阁阁臣就没这个待遇,一般他们在某殿或某阁办公,手下只有几个管理卷宗、抄抄写写的文书,相比宰相而言,那是寒酸到了极点。

更何况宰相开府还有一个更大的直接权力,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些:开府的宰相直接握有行政权,在某些朝代如秦、汉、魏晋等时期,甚至可以自行任免朝中绝大多数官员。

这是因为宰相本身只对皇帝负责,而百官反倒并不需要直接对皇帝负责,却是对宰相负责的。

后世很多人不明白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们和皇权冲突那么大、那么激烈、那么不可调和,其实原因就在于此。

正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,皇权把相权压制得太狠,所以大明朝的文官们对于恢复宰相的真正权力就越发念兹在兹,文官集团长期为此坚持不懈,矛盾当然就产生了,也根本不可避免。

心学派的官员当然也是文官,而且他们比实学派官员更加重视这种有些“复古”的传统。因此,在王锡爵的眼中实学派固然是大敌,但好歹在大范畴内还属于战友,而作为皇权衍申的阉党,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敌,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种,根本不可调和,也没有任何调和的理由。

之所以现在心学派和张诚这种阉竖居然搅和在一起,在王锡爵眼里不过是典型的“经权有变”罢了——我只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阉竖合作一下,不代表你在我眼里能算个什么玩意。

他刚才一听张诚那个“我辈”就勃然作色,要不是申时行连忙打眼色给他,差点就要当场发作,也正是因此。

我堂堂文人君子,会跟你一个阉竖是“我辈”?你这残缺不全、畜生一样的东西,也配和我这满腹经纶的文人士大夫相提并论?

这就是王锡爵的思想,同样也是申时行的心底所想,无非王锡爵脾气更刚直,而申时行更阴柔罢了,本质上并无区别。

因此王锡爵如此一说,申时行便只好叹息一声,道:“阉竖自是不足与谋,只是眼下实学势大,我辈一时之间也只好含垢忍辱、相忍为国了。可元驭兄这样一说,万一高日新尚未真正‘飞鹰折翅、猛虎落牙’,而张诚却反而倒在了他前头,那岂不是坏了大事?”

“元辅此说自然是老成谋国之言,锡爵自然深知。不过,也正因为如此,我等才尤其需要牢牢抓住此次机会,趁高日新被迫放权之机悄然掌握大势,把之前的颓势扳回来,否则下头的晚辈弟子们继续颓唐下去,将来再想挽回就更加难上加难了。

锡爵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,才故意让张诚这阉竖在前头冲锋陷阵,而我等只要隐于其身后,悄悄拿回这些权力便好。倘若高日新被张诚闹得心头火起,待时局平稳之后,先把矛头对准张诚,那就更是我辈求之不得的大喜事了。”

他的意思申时行其实早已明白过来,无非就是把张诚当炮灰,去吸引高务实的仇恨和火力。高务实当前一时半会儿肯定不便还击,正是心学派悄悄“扳回大势”的好机会。

而等到他能还击之时,一旦把炮口对准张诚,张诚肯定也不会傻傻的坐以待毙,就算最终斗不过高务实——这在申时行眼中几乎是肯定的——但怎么说也还能挣扎一段时间,这段时间同样也是心学派可以利用的机会。

虽说王锡爵这样做,按照一般的是非观来讲的确有些不折手段了,但申时行毕竟也觉得“阉竖不足与谋”,张诚与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同道中人,所以也就无所谓了。

含垢忍辱、相忍为国嘛,这又不是贬义词。

他轻轻叹息一声,却沉沉点头,道:“也是难为元驭兄了……就这样吧。”

王锡爵知道他会同意,闻言并不意外,只是颔首道:“张诚这厮再如何冲锋陷阵,眼下也顶多只能顾得到厂卫那一块儿,对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