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给张居正赐字,隆庆又派了司礼监排名最后一位的秉笔太监陈矩前往高大学士府,在高务实的引荐下,与高拱作了一番恳谈。

次日,又有一旨下达高大学士府:“卿辅政秉铨,以朴忠亮直、不避嫌怨,致被浮言,朕已具悉。何乃再疏求退?宜遵前旨,即出辅理,以副朕毗至意,慎毋再辞。”

高拱这一次没有再坚持,乃出府回阁视事。

然而这次事情注定没法如此轻易了结,因为就在高拱出府视事的同日,高拱的门生们坐不住了。

吏科给事中涂梦桂劾奏:“尚宝司卿刘奋庸,自以供事旧臣,妄意超擢,乃假建言渎扰,动摇国是。宜亟赐罢,仍行究治,以为人臣假公营私之戒。”

工科左给事中程文疏言:“辅臣拱竭忠报国,方万世永赖,不可一日而无。奋庸与曹大野潜构奸谋,顷陷元辅,有乖体罪,不可胜诛。宜示远窜,或加罢斥。”

两人的意思大体差不多,认为刘奋庸、曹大埜二人如此轻贬,十分不妥,要直接罢黜,甚至继续追责。

这个奏疏,当日执笔票拟的张居正没有做出任何批复,直接下发到了吏部。

高拱在吏部见了,批复道:“奋庸尝供事潜邸,效有勒劳。大埜少年轻锐,亦系言官,未足深咎。请宥奋庸,复大野职。”

这个说法就有意思了:刘奋庸是裕邸旧臣,过去是有功的;曹大埜年轻气盛,又是言官,就不要深究了,请皇上免除对他们的处罚。

皇上不是希望我和张居正放弃对抗,携手同心,一力报国么?行,这两个人我不仅不追究了,还请皇上给他们官复原职。

疏入,皇帝不许,再次下旨曰:“此曹朋谋诬陷,情罪可恶,宜重治如法。以卿奏,姑从宽。奋庸如前旨,大埜降一级,调外任。”

于是,仍调刘奋庸为湖广兴国知州,曹大埜则吃了亏,再降为正八品的乾州武功县县丞,差点贬出官员序列。

张居正对此毫无反应。

日过四月,皇帝病体既无好转,也无加重,众臣皆以为皇帝的身子虽弱,但可能也没有什么大碍了,只要安心静养,总会有好转的时候。

但皇帝自己似乎不肯好好休息,这一日在没有吏部奏请的情况下,下旨命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丁士美,以原官兼翰林院侍读学士,充东宫侍班官。又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张四维掌詹事府事。同时升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马自强为詹事,仍兼侍读学士,协理府事,同教习庶吉士。

张四维前次病休了一段时间,这才刚刚回京,一回京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被污蔑给高拱送了“八百金”,又是好气又是好笑——别说高阁老历来属意于我,我根本无需做这些蠢事,就算我真要行贿,我是何等身家,高阁老是何等身份,我要送钱是八百金打得住的?

他才刚回吏部当班,就被皇帝小升了一官,不过这也让他想起自己被诬告的事,于是便以曹大埜疏连污及,上章自辩,因乞解职。

皇帝答复说,那个事情已经解决了,你不要有思想包袱,赶紧遵旨赴任。

张四维的问题是小问题,他也只是按照惯例来办,皇帝既然这么说了,那就不要再继续矜持了,于是回吏部当班不提。

同日,皇帝还升吏科左给事中宋之韩为刑科都给事中;工科左给事中程文为工科都给事中;礼科右给事中吴文佳为兵科左给事中;工科右给事中宗弘暹为刑科左给事中;刑科给事中陈三谟为吏科右给事中;吏科给事中涂梦桂为户科右给事中;吏科给事中周良臣为兵科右给事中。

由于这里面大半都是高拱的门生,外界均认为这是皇帝为进一步安抚高拱而做出的表示。

对于此事,高拱和张居正都没有直接表示,但仅仅过了两天,高拱以吏部尚书身份上疏内阁,请调整饬苏松兵备湖广按察司副使蔡国熙于山西,提督学政。然后又以内阁首辅身份票拟同意,上呈皇帝。

皇帝见疏,松了口气,觉得自己调和高拱和张居正矛盾这件事,基本应该算是成功了。

隆庆之所以会这么觉得,是因为他一直认为高拱和张居正矛盾的起点,应该就是从处理徐阶松江退田案开始的。而这位蔡国熙蔡副使,就是在海瑞从应天巡抚任上调走之后,派往苏松处理徐阶“专案”的。

这位蔡副使早年任苏州知府时曾受过徐家的侮辱无风注:前文有述],因此他到任之后虽然不像海瑞那么蛮干,但对于彻查徐家非常上心,哪怕后来高拱写信劝他不要太过,他也不太肯听。

但蔡国熙个人操守极佳,且不像海瑞一样喜欢来硬的,他是慢慢搜集徐家罪证,不到罪证确凿不出手,所以外界虽然对他持续打压一位致仕元老不满,却也找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来。如此,蔡国熙便一直在苏松兵备道任上干到现在,而徐家也因此备受打击,包括徐阶的儿子徐璠、徐琨等都被揪出,甚至被发配充军。

隆庆是个厚道人,虽然心底里知道高拱打压徐党的用意,乃至于他自己也有意压制“光说不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