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五年都要搞一个治理整顿,后来被叫做“宏观调控”。

在早期,1978年开始搞改革,到1981年就出现了经济过热就开始急刹车。

急刹车以后又慢慢经济复苏,到1983年年底经济出现了一个整体复苏的迹象。

1984年初伟人南巡讲话,经济又开始热起来。

从当前《京城建设总体规划方案》的出台,和国家经济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来看,宁卫民就知道国家又开动印钞机,面向京城要打开水龙头了。

那么官方放出来的资金自然会有一大批通过各种途径,最后下沉到民间去。

而京城的老百姓因为几次工资调整,又已经和其他二线城市拉大了距离。

这地方可以说,本身就比别处钱多,当然是极为有利于投机的条件。

何况大城市的人因为开放得早,经济发达,也要比其他地方能见到的好东西多。

自然人们的**就强烈,禁不住诱惑。

所以这个时候邮票在京城掀起,水到渠成事儿。

而张士慧所不理解的一切,在宁卫民的眼里,是那么理所应当,合情合理。

…………

1984年2月12日,春节过后,大家重回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个周日。

这一天注定要载入我国邮票发展历程的史册。

因为在京城,集邮爱好者们为了买到生肖鼠票。

竟然发生了比1984年1月5日,生肖鼠票第一天发行热卖时,还要惊世骇俗的场面!

敢情今年“闹耗子”的场面,因为宁卫民的潜伏产生了蝴蝶效应,搞得连夜排大队的场面比原有历史更为火爆。

事后,诸多报纸的渲染报道和众多群众的来信,无不让邮政部门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。

再加上集邮总公司的营业部这边也确实怕了,他们就没遇到过这么多人求购邮票的时候。

于是本着对集邮者、者负责的态度,邮政部门为此召开了专项会议,想了很多办法来改善鼠年生肖票的销售情况。

最后决定,鉴于京城集邮者们的购买热情巨大,干脆把京城库存待售的鼠年生肖邮票全都集中到一起,拿到一个空旷、够大的场所,搞个专卖会。

各个邮票营业部则停止鼠年生肖票的销售,以便能够正常的工作。

集邮公司的领导们,甚至还打算趁机再销售一下各个营业部库存积压的邮票,以便让坏事变成好事。

就这样,场地最终选定在了工人体育场,集邮公司决定集体去那儿“练摊”。

他们临时租用了体育场的办公区域。

东边那间办公室,挂着个牌子叫“销售组”。

里面安排了一百多人,轮换倒班负责销售。

销售组后边还有间办公室,里面也安排了一百来人,上书“安全组”,专门负责维护秩序。

安全组后边是后勤组,差不多三十多人。

主要负责搬运销售的邮品,以及为销售和安保人员安排餐饭。

后勤组的后边是应急组,这个组实际上是权力最大的组。

因为是由集邮公司领导、公安局领导组成的,专门处理突发事件。

谁也不能否认,如此的阵容确实是很重视了。

这个方案汇报给上级也没挑出毛病来。

于是这件事就通过了,紧跟着在《京城晚报》、《京城日报》上刊登了广告,对公众公布了鼠年生肖邮票的最新售卖方式。

周日,早九点至下午五点,工人体育场,需要带集邮证,每人限购两版。

可是人算不如天算,集邮总公司方面自以为没有四五百人应付不了的场面,却算错了两件事。

一是工人体育场过于宽阔,秩序实在是不好维持。

二就是有蓄谋已久的“坏人”掺和了进来。

竟然直接守在了工体销售现场,以高价收购鼠票。

所以这一天,依然成了让集邮公司的工作人员们筋疲力尽、提心吊胆的一天。

这天凌晨六点多钟,天刚开始放亮。

工体的北门和东门就都沸腾了……

据目测每个门口都起码有两三千人,其中至少一半的人,急不可耐的围在门口的铁栅栏处,翘起脚尖在直勾勾的瞭望着里面。

这样的场面,按理说本应该引起警惕的,也有时间进行安排的。

可问题是工体能容纳六万两千人的观众,这对体育场的人来说司空见惯,他们也没太在意。

更没跟集邮公司的人和公安局打招呼。

结果等到了八点钟一到,工体的人就把大门给打开了。

这样一来,再等邮政服务人员们来准备开业的时候。

看到工体里面人山人海的景象,都紧张得头上冒汗了,担心这秩序无法维持。

集邮公司负责人到了一看,更是吓了一跳。

他觉着要是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