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宝元一边心里泛着嘀咕,一边将酒盅举起回应道:“李经理,你这话就未免太抬举我了,在咱们文城地面上,卧虎藏龙的人物多得很,我一个开饭馆的,不过是靠大家赏口饭吃,岂敢给别人当靠山啊!不过,承蒙李经理看得起我,今后若有什么能帮上贵号小忙的,一定尽力。”

李彦含笑不语,一仰脖率先喝干了酒,随即将酒盅的底部亮给对方看。他从白宝元的话语中,多少感受出了一些诚意,但今天他涉险前来,是一定要从这个酒楼掌柜的嘴里,得到一份承诺的。只是,需要掌握好摊牌的火候。

恰在这时,不远处一张桌子上的几名食客,谈论起了火车站广场上示众的反日分子的尸首;李彦耳朵尖,已经捕捉到了只言片语,当即话锋一转,朝那张桌子的方向努努嘴,对白宝元说到:

“白掌柜,日本人在火车站那边吊了七具尸体,贴告示说是抓到的袭击市政厅的凶手,被他们处死了;可是我今天听人说,天主教堂的墙上也贴了告示,声明日本人根本就没抓住凶手,那七个人都是文城的普通市民,被日本人冒名顶替、滥杀了无辜。”

白宝元大吃一惊:这两天来酒楼吃饭的人,许多都在议论火车站的示众尸首,但这个李经理刚刚说的,却犹如晴天霹雳,把他震得瞠目结舌。

军统山西站情报二组连夜张贴的、由电台台长老刘手写的告示,只有四张,被人看到并传播的几率自然很小,所以在杨柳巷一号院商议的时候,就定下了今天白天到宝元酒楼进一步散播的思路。此刻李彦抓住话头,立即开始了对白宝元的灌输,他很清楚,只要白宝元一人知道了,接下来半个文城也就差不多都能知道了。

“李经理,这可不是件小事!你是听谁说的?”酒楼掌柜不自觉地放低了嗓音,同时一双眼睛就骨碌碌地打量着左右,神色变得有些紧张。

李彦则循着白宝元扫向周围的视线也逡巡了几下,他看到特务连长赵木头正和他的一个部下大口大口地吃菜,他们的桌子上同样摆了几道这家酒楼的拿手菜,只不过没有酒,而是每人面前一大海碗红油驴肉刀削面。

“我的一个生意朋友,信基督耶稣,早上他去教堂的时候发现的。错不了!”

“那贴告示的又是什么人呢?他们咋就知道日本人没抓到真凶?”白宝元将信将疑地问到。

“看口气,贴告示的人的身份,应该是蒋委员长国民政府方面的,告示上还写着抗战必胜。”

李彦也故作神秘地压着声音说。他注意到,酒楼掌柜的脸上露出了一缕兴奋,但稍纵即逝。

白宝元的内心其实已经翻江倒海,李彦的话传递出了两层意思,第一,日本人心毒手辣,竟然杀害普通的老百姓当替罪羊;第二,袭击市政厅的反日分子果然了得,不仅没有被全城大搜捕的行动抓了去,还能好整以暇地在城里张贴告示。突然,他再度意识到了什么,看着李彦的眼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

军统男中尉这一刻正拿着酒壶给白宝元斟酒,意图让对方咀嚼玩味一番刚才灌输给他的内容,因此并没有发现对方眼神的这一变化。

而白宝元的情绪却真地紧张起来,他刚刚做出了一个判断:面前的这个“李经理”刚才说出的这番话,不大可能是出自什么“生意上的朋友”之口,搞不好,就是他本人的意思!假如真有这样的告示贴到了天主教堂的门口,说不定,也正是他们这一伙人干的!想到这里,他从李彦的手里拿过了酒壶,开始给对方回敬斟酒,一边斟,一边头也不抬地问:

“李经理,你觉着,这告示上的话可信不可信呢?如果可信,能信几分?”

刚要开口回答的李彦,却也猛地一顿,盯着对方低下的头,迟滞了片刻,直到斟酒完毕的白掌柜抬起头来,二人四目相对,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出了不少内容。

“呵呵,白兄,要我说,这告示上写的十有八九是真的。你想想,有本事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大闹市政厅的人,岂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捉了去?还一捉就是七个!恐怕,那天在市政厅开枪的人,加在一起也没有七个罢!”李彦说这话的姿态,颇为气定神闲,而且还带着一股明显的不屑——对日本人的不屑。

这无疑就让坐在对面的白宝元越发吃准了。他想:对方今天来者不善,且是有意地主动邀请自己坐下来吃酒,又在酒桌上如此不加掩饰地讲话。看来,这个李经理已经猜到了他白宝元看出其真实身份的心思。怎么办,这明显是来摊牌的,自己应该如何表示?蒋委员长国民政府的人,固然不该也不能得罪,可眼下文城乃至整个山西,都是日本人的天下;背着日本人勾结反日分子,一旦被逮个正着,只怕自己的人头会顷刻落地:火车站那边,不是就挂着七个尸体呢吗?如果这个李经理所言不虚,那么日本人连“假的反日分子”都杀,对付真的,岂不会更加毫不留情!

白宝元在如此这般地思前想后,自然很快引起了李彦的注意。他能够料到酒楼掌柜此刻的复杂心态,这个黑白两道都通的世故老手,面临这样的是非选择,一定不会轻易拿定主意的。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