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那死的可就是你们了。

散了!”

王言没给他们好脸色,之前不过是捉弄一下,现在事情定下了,那就要真刀真枪的干了。当然王言是希望他们找麻烦的,毕竟钱在他们手里,和在他王某人的手里到底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个的钱多的都长毛,铜都绿了,还要铸成各种各样的东西藏起来,实在没意思。

他们不会花钱,王言是很愿意帮忙的……

就如同他同范仲淹说的那般,要是没有京城来人在此,他真拿那些杀手说事。那个时候,他能把杭州大户全灭一遍,让杭州格局彻底洗牌。

现在不好那么做,王言却也打算一道办了。因为时机已经成熟了,有权有兵,民心安定,再闹腾也闹不起多大的乱子。

当然主要还是在于民心安定,百姓们都知道,但凡王通判抄了大户的家,那些佃户都是直接分田的,全都十税一。包括大户之家的佃户,估计也都惦记着呢,就想这样的好事也落在自己的头上。这是人民的利益,狂涛巨澜,大户压不住的。

收税、清查之事如此定下,王言开始安排官吏们推进查账工作。全州之内,年前必须完成,今年就要把清洁费给收上来。

因为一年到头,各地都要开始给京城上书表示成绩了。王言没办法与别的官吏同流合污,也就只能拿着让他们无地自容的成绩说话,把他是一个能臣的标签给立住。杭州税收的大幅增长,无疑是得赵祯欢心的。能搞钱,还能压住麻烦的臣子,才是好臣子。

另一方面,王言也同范仲淹等人一起频繁的开会,讨论着以后的土地税收政策。

王言有意进行一些小小的税赋改革,因为宋朝的税赋确实很重。赵宋承袭了五代十国之时的各种苛捐杂税,两税之下还有乱七八糟的名目繁多的附加税,是很让人难受的。宋朝是士大夫的天堂,却不是百姓的。

现在王言等人讨论的,就是要减免一部分百姓的负担。因为大户纳税,比百姓纳税顶用太多。

而且王言打算对于土地,也实行阶梯征收。一个人名下的土地越多,税收越高。如果地主敢把田地分散到佃户的名下,王言就敢让他们的地真的成为百姓的。他们要是敢把地荒着,那些地也是别人的,历朝历代都有法律,谁开荒的就是谁的,都能免税几年。

对于多余出来的土地,保证平了成本的基础上,让大户少少的赚一些,都是王言仁慈。

更重要的一点是,要保证佃户的利益。因为大户们对百姓盘剥的太狠了,那是真的奴役,真牛马。虽然一千年后,人们自嘲牛马,可要是跟现在比起来,真是活在仙境了。…。。

给百姓减赋,给大户加赋,就是讨论的中心议题。

如此时间飞逝,细则总算是正式推出。总结下来就是,田产阶梯征税,并且强制规定佃户的收入最多只能拿两成,而其中的一成是官府的,另一成才是地主的。此外还减免了免役钱、加耗等一些杂税,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。

王言减免这些税并不简单,还是那句话,加税减税是皇帝的权力。他跟范仲淹来回的上书了好几次,各种的汇报了工作成果,这才勉强同意。

但还不是立即实行,而是要等王言真的清丈了田亩,清查了户口,收上钱了以后,才能免除。

事实上到现在为止,杭州已经很特别了,属于稍稍宽松一些的试验区。

虽然京城朝堂之中是一片的指责,好像让王言再干下去,大宋都要完了一样。

但是王言在朝堂之中也不乏支持者,至少老包是坚定站在他这边的。当然老包位置确实低了一些,可架不住老包能喷呐,战斗力强的可怕。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改革派,还有王言在京城中自己建立联系的人,还有范仲淹这边帮忙,王言在朝堂之上也是有声音的。

当然这一切的根本原因,还是在于王言能搞事儿,也能平事儿。虽然杭州大户的早都求到了朝堂之上,但是王言占据着制高点,绝对的正确,这一点就让对手不好明着反对。

再有赵祯看着王言折腾的欢,又没影响什么,所有的事情都被摁在杭州。朝堂上吵的再欢,也没什么实际影响。再加上他数次派人明察暗访,杭州确实大治,毕竟还有两浙大饥的事儿在呢。杭州都没要朝廷赈灾,反而还支援了临近的州县,更是吸纳了海量的流民,起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。

这样的情况下,赵祯当然是要保着王言的。每次王言上书的字里行间都是对大宋的满满的忠诚,素有才名的状元,却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给他上书,简洁干练。他又不傻,谁对他赵宋更好,当然看的出来。

而且因为王言的出现,改革派焕发了新的活力,最近的朝堂可是不太平,天天打嘴炮,眼看着党争又要再起。

对此,赵祯是高兴的,正是在于所谓平衡之道。一家独大,不可取。

再说他不要面子的么?庆历之时虽然他也有犹豫,但他更看到了保守派的强大力量,他不知道问题在哪么?他不知道怎么做对他赵氏王朝更好么?他只是有心无力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