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猛攻一处,看来我们对倭寇战力、战术之估计全都错了,形势已经万分危急。”

副将急劝:“据报倭寇正在围攻黄石山城,但照末将估计,黄石山城陷落也必在几日之内,这全州为全罗道的核心,但我们只有两千余兵马,南原兵力比我们更多且有北境骑兵压阵都难撑五日,我们这两千弱旅又如何守住全州?还是赶快再向朝廷请求发兵救援吧。”

金钟一道:“朝廷总兵力说是十余万,其实勉强能看的也不过数万,还都分守各处,如何能挡二十万贼兵?原本指望能坚持到明军来援,谁知三年过去,我军面对贼兵仍是不堪一击,如此则意味着分兵救援无异于自寻死路。

事到如今,恐怕只能合兵一处,集中防御才是上策,否则只会被倭寇分别歼灭。至于全州……已是必然难保,所以我等要趁倭寇到来之前撤出全州,返回汉阳。”

副将劝道:“将军还请三思,未得军令擅自撤出所守城池将被视为临阵脱逃,是会军法从事的,如此岂不冤枉?不如还是先向都元帅请令之后,再撤出全州为上策。”

然而金钟一却厉声责问道:“倭寇进兵迅速,沿路守兵一触即溃,望风而逃,眼下倭寇朝发夕至,全州危在旦夕,我们孤立无援,若先向汉阳请令,待撤出命令传到,全州早已被倭寇所占,而我们也早已尽丧于倭寇之手。

这般窝囊死法,对倭寇造不成任何有意义的损伤,于我国家大局有何益处?不如早早撤出,与汉阳合兵,既能为保卫汉阳出力,也能保住将士性命,不必在此地枉死。”

副将跪地不起,抱住金钟一大腿连声劝道:“您虽为士卒们着想,只是末将担心回到汉阳后,领相和都元帅不会听您解释啊!

将军,李福南如今生死未卜,若是战死沙场还能全家抚恤,若其单骑逃归,也可能还念其血战而从轻论罪。您此举却是未见敌寇、未得军令而先行撤离,只怕无论如何难逃一死,请您务必谨慎,末将愿快马加鞭前往汉阳请令,必在倭寇到达全州前赶回来向军门复命。”

金钟一哪里肯听,他此刻只觉得多留一日都可能被倭寇围困,迟早都是一个死,不如先撤离全州,然后看看能否想办法联络朝廷之中的得力人士,来个花钱消灾,因此大喊道:“倭寇近在咫尺,任你如何疾驰往返,也断不可能赶在倭寇之前。为保全军将士性命,现在就必须立刻撤出全州!

我之所虑正是大势所趋,之后朝廷也必有军令让各地守军撤回汉阳。至于领相和都元帅那里,我自会向他们二位解释,你不必多言,立刻传令全军,撤回汉阳!”

全州百姓听说官军将要撤回汉阳,纷纷阻拦劝谏,苦求官军坚守全州。金钟一大怒,怒斥这些百姓根本不识大局,不知兵法,于是干脆传令全城,如有不想死于日军之手者便随他撤往汉阳,官军绝不会再坚守必将失陷的全州以便保存实力。

全州的官吏百姓为保身家性命,最终也只得紧急收拾行囊细软,跟随金钟一撤出全州,一路由官军护送撤往汉阳。

日军左右两路在分别攻克南原及黄石山后,果然同时向全州进发,十九日顺利占领全州空城。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合后,先立刻向丰臣秀吉传报连环大捷,随后定下军计。

日军由毛利秀元、加藤清正、黑田长政各领一军共四万人,太田一吉、竹中重利为监军,北上攻取公州;长宗我部元亲、锅岛直茂、吉川广家、池田秀氏、中川秀成划归左路,负责肃清忠清道及全罗道北部。

这一次日军卷土重来,同壬辰年一样进展迅速,势如破竹,而且比壬辰年表现得更为残忍。日军遵照丰臣秀吉及前田利家之令,每到一处必屠杀乡民、割鼻代首作为打击朝鲜义兵的兵源基础,而工匠、儒生等则尽数收押,分批次押运回国。

全州军议过后,仅仅数日之内,忠清道便大半为日军所轻易占领,朝鲜王京汉阳所在的京畿道已岌岌可危。

南原、全州及全罗道、忠清道内各城的接连失守,使得朝鲜官军的防御部署几乎完全宣告失败。尤其是金钟一不战而撤出全州,等于将全罗道全部拱手让于日军,使得忠清道内各地纷纷献降,连迟滞日军攻势都未能做到,这给朝鲜朝廷带去的震撼不亚于地震。

不过,如果站在高务实的角度而言,这金钟一的做法却是妙不可言,它大大加速了朝鲜崩溃的进程,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加速。

不过此时高务实却一时顾不上朝鲜这些事了,因为朝廷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动荡,随之发生了内阁的剧烈变化。

事情的起因还得从当年漕军骚乱说起。自戚继光受勋成为海宁伯,率部分禁卫军南下威压之后,漕军动乱迅速平息,数名首恶被严惩,而绝大多数人几乎没受波及,依旧继续过去的漕军生活。

然而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却有暗流涌动,东厂、锦衣卫派出得力人手,对于漕军骚乱一事的起因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查证,终于在吴逊(吴兑之子,京华宁波港负责人)的协助下查出一桩大案。

该案的历史背景要说起来那可真是说来话长,长话短说便是江南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