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这个原因,他不仅没有反对高务实在京师举办婚礼的想法,还亲自写信回新郑,希望把更多的族人一并接到京师参加这场婚礼,也算给儿子出了一点力。

他的疏文上来,吏部并没有立刻部覆,杨巍杨天官倒是立刻派人去见了高务实,问高务实这件事该怎么处理。

当初郭朴自请致仕之后,张四维没有像高拱和郭朴一样以首辅身兼吏部尚书,郭朴临走前推荐了已经六十四岁的老臣杨巍来做这个天官。

杨巍的资历那时候已经很老了,他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金榜,同张居正一科。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派系,既不算心学派,也不算实学派,但他曾经长期在宣大、山西和陕西任职,和张四维的交情颇为密切。

郭朴当时考虑到他和高拱都是以首辅身兼吏部尚书,确实权柄太重,而皇帝已然亲政,继任首辅如果依然这般,就有可能和皇帝闹出矛盾来,因此他劝张四维不要兼任天官,这天官才给了杨巍。

杨巍这个人在官场上历来以“公正宽恕”著称,直白点说就是“两不沾”加上“好脾气”。

高揀请辞这种事,不问问高务实的意见,他怎么敢随便答应?

别看他是堂堂吏部尚书,京官见了他要和见了阁老一样下跪请安的主,但他自家人知道自家事,自己这个天官在皇帝心目中,十成十没有高务实这个少司马重要。更何况高务实还不是个单打独斗的,他背后是整个高党、整个实学派,这哪敢得罪啊!

高务实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兵部衙门看卷宗——他毕竟已经履新了,不能因为要准备婚事就不“上班”,而他的工作习惯又一贯都是先搞清楚情况再制定计划,所以这十多天莱他没有烧任何一把新官上任的火,而是老老实实呆在兵部整理卷宗文档。

便宜老爹要请辞的消息,说实话他虽然有点惊讶,但也谈不上很意外。设身处地的想,要是自己和他交换处境,搞不好早就辞官不做了。

儿子要官有官,要钱有钱,做父亲的还奋斗个屁,回家优哉游哉不好么?这人生简直是提前圆满了——哦,可能还差几个孙儿什么的,但那玩意儿又不是他努力有用的,何不回家悠游林下?而且还可以没事就写信封骂儿子:老子的孙儿呢,你特么给老子抓紧点,老子急!

所以高务实想了想,简单的回了道条陈给杨巍,冠冕堂皇的说了一些跟孝道有关的话,而最后的实际意思就俩字:同意。

杨巍那边一看,二话不说直接部覆同意了,然后递交给内阁拟票——凤翔知府是四品官,致仕得有皇帝批准,所以需要内阁拟票同意。

又过了些天,天津港来了一大帮从安南来的客人,不仅黄承祖亲自带着两个儿子黄应雷、黄应聘都来了,黄家的一大帮支系几乎都是家主亲自带队而来,偶有两个病重的,也把长子派了过来。

除了黄家之外,岑家也来了一大帮人,但岑凌本人没来。他提前派人送了消息过来,说担心岑黄两家高层全体北上,有些人搞不好又要动歪脑筋,所以他决定还是留下震慑当地,不过他却把他侄儿岑云汉派过来了。

这位年仅七岁的少年乃是岑凌兄长岑绍勋的长子,也就是岑家的少主,此前曾被岑凌送到桂林为质,岑家移镇安南之后就还给他们了。理论上来讲,岑凌如果无后,此子就是岑家基业不可动摇的继承者。

岑凌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,毕竟升龙警备军和金港警备军都被派出去了不小的一部分,虽说高务实已经下令让他们补充员额,尤其是金港警备军的编制还从三万提高到了四万,但那毕竟是需要时间的,募兵、政审(京华特色)、编入、装备、训练等等,形成战斗力最起码也得半年。

这段时间相当于一个“危险期”,再加上黄芷汀本人是从海路回京的,她的大军如今还黄豹的指挥下、在回安南的路上走着,就更加使得安南兵力有些虚弱。这种情况之下,岑凌这个“岑阎王”要是再走了,高珗和高琎肯定头大如斗。

不过,一下子来了这么打一帮人,安南会馆就住不下了。好在高务实自己虽然只有两个京郊别院(见心斋、三慎园),但架不住他朋友多,甚至都不需要张四维帮忙,朱应桢、张元功两位国公爷就主动跳出来,二话不说把自家的一大溜京郊别院摆出来让高务实自己挑,说是随便借用,管家下人都是现成的。

高务实倒也真不客气,挑了京师东郊南湖边的两处大别院给岑黄两家高层暂时下榻。

又过了几天,高揀和张氏抵京。高务实找同样刚刚履新的老上司梁梦龙告了个假,亲自去南郊相迎。

虽说高务实在京师啥也不缺,但张氏还是特意带了好几车新烧成的极品禹窑过来,打算作为宾客们的赠礼——这玩意可不是开玩笑,因为禹窑的窑变是不可控的,所以每一套禹窑都是绝版,根本不好拿价格衡量,用来送人最是合适不过了。

高务实这么多年来头一次见到自己的便宜老爸,只觉得他跟自己长得挺像,只是显得有些衰老,还不到五十岁呢,鬓角就已经有了些许白发。

不过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