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馨之所以诧异,主要是因为此前高务实确实未曾决断其在关原之战后的立场,他一直以来所打定的主意,不过是确保东西军之间的那场关原之战必须打起来,而他和京华的具体立场,则要看关原之战打完之后的局面再做决定。

虽然高务实当时也没有就这个“再做决定”详细说明,但刘馨做了他这么一段时间的机要秘书之后,对高务实的了解程度显然加深了不少。她曾站在高务实的立场上思考过这个问题,并得出了几种推测。

所谓“视情况而论”,既然是看一场战争的结果,那无非只有三种局面:东胜西负、西胜东负、战平罢手。

当然,如果非要再说细致一些,那么还可以各分小胜、大胜、惨胜、完胜等等,甚至连战平罢手也可以有不同情况,诸如双方烈战兵疲而至终战、粮草告罄不得不各自撤兵等等,这样算起来的话,那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很多了。

刘馨原本对关原之战这段历史几乎毫无印象,她对此战的了解实际上是这段时间以来听高务实说起的。好在高务实昔年不仅是历史爱好者,还是游戏迷,对于这段历史——无论政史还是军史战史,都还挺熟悉的,因此讲得也颇细。

按照他所描述的情况来看,刘馨觉得他有一个观点挺有道理的,那就是关原之战德川家康的取胜本身谈不上“理所当然”,那场仗的变数其实非常多。

很多人说小早川秀秋的临阵倒戈是关原之战最大的胜负手,这话或许没错,但实际上关原之战并非一次孤立战役,那是狭义上的说法。其实广义上的关原之战应该是由一连串的战役、阴谋与反阴谋计划交织而成的一场系列战争。

在这个系列战争之中,有很多事情其实都很偶然,甚至其中还有些称得上离谱,如果“再来一次”,恐怕没有人能保证它还会与原历史上一模一样的发展和告终。

比如说这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索,直江兼续的《直江状》若不是如原历史上那样,逐条批驳德川家康对上杉景胜之指责,甚至皮里阳秋嘲讽家康的话,家康是否还有理由号召讨伐同为五大老之一的上杉景胜?

如果没有这个号召,那么后来那一群实际上是丰臣秀吉家臣的所谓“武断派大名”怎么会大批跑去关东那边?

而且这批人原本也未见得就是放弃丰臣而效忠德川了,甚至他们之中还有一些根本不看好家康,他们愿意服从家康调遣的最主要理由说起来简直可笑:

什么?对面是石田三成?八嘎,那我先跟内府混了。

这个内府,是因为当时家康在日本朝廷的正式职务是内大臣,依中国唐时习俗而称内府。顺便提一嘴,日本文武官职大多数都是从唐朝照搬而去的,只是名称上有些变化,但即便日本公卿大名内部俗称,也可以直接用唐名来说那些职务,没有不懂的。

而且这个“唐名”还不只是习俗,甚至称得上是律法规定的雅称。“唐名”本身就是日本律令制下的一些与唐朝直接相应的官职名、部门名。

公元八世纪前期,《大宝律令》、《养老律令》颁布,整备二官八省以下职制,制定百官的职名,以唐式职名作为部署名的一种雅称。

当时,沉醉唐风文化的藤原仲麻吕(惠美押胜)掌握政权,天平宝字二年(758年),日本将所有官职强行改为唐名——如仲麻吕自行新设的紫微中台,就相等于皇太后宫职,称为紫微令。

天平宝字八年仲麻吕失势后虽回复旧称,但之后仍被用作于官职的别名及雅称。奈良时代后半至平安时代由于出现各种的令外官,于是唐名再被使用。

文臣如左大臣、右大臣对应唐朝的左右仆射,大纳言对应门下侍中,中纳言对应门下侍郎或黄门侍郎,式部卿则对应吏部尚书,弹正对应御史等等。武将如左右卫门督对应唐朝左右金吾卫大将军之类更是不胜枚举。

好比日本的左兵卫督,唐名叫做武卫大将军,这是著名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他们织田家早前的主家、曾经的三管领斯波家家主世代担任的官职。

斯波家原先地位极为特殊,镰仓幕府末期与足利将军家同格,后来才降为臣籍,担任幕府执事,该职务也是“管领”的前身,一直是三管领的笔头。

除了斯波家家主外,室町时代再没人担任过左兵卫督这个职务。所以在此时代的日本,一说到武卫家、武卫公,那肯定就是指斯波家和斯波家的家主,天下间别无分号。

斯波家的人,苗字就是斯波,但如果现在有个通字为甲、偏讳为乙的斯波家之人站在你面前,你称呼他为“武卫甲乙”,他肯定知道你是在喊他。

不仅是这些人,甚至连幕府将军们也不能例外。他们除了征夷大将军这个本来是临时职务的特殊职务之外,也有律令制内的职务。

在整个室町幕府时期,只有作为武家栋梁的足利家将军能够获得左右近卫大将之职,而这两个职务等同于唐朝的左右羽林大将军。

唐名在日本的流传之广、烙印之深,由此可见一斑。

言归正传,刘馨当时就设想过,如果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