锡爵也只能沉默以对。但他又不甘心沉默,想了想,又道:“不对,我等查明此事之后,又不一定非要把矛头对准杨无棣,为什么一定会被群起而攻之?”

他目光闪动,用手指点了点太师椅的扶手,很确定地道:“以我对高日新之了解,此次之事定是他以钱财收买杨无棣,让杨无棣甘心舍去天官一职。既然如此,只要查明了事实真相,便可以说是高日新暗自操弄铨务,将所有罪责往高日新头上推去就是了。

至于杨无棣,我等甚至还可以暗示上疏弹劾之人,帮他求情说些好话……唔,就说高日新势大,他也是明知无法阻止,只好听之任之便是了。如此一来,即便杨无棣多少也有些责任,但已然不足追究,我等也就摆脱了不利后果。”

这个设想倒是明显合理多了,申时行也不禁有些意动,不再表示反对,只是问道:“可这件事如何查证呢?如此要事,经手之人不说没有,即便有也一定极少,并且一定是高日新之心腹。我等漫说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,哪怕知道,恐怕也难以从其口中得知什么线索、内幕。”

王锡爵却笑了笑,道:“京华既有内务部,咱们要从高日新这边找线索,那自然是难上加难的。不过,就算不能顺藤摸瓜,可我等难道便不能顺瓜摸藤吗?”

“顺瓜摸藤?”申时行稍稍一怔,马上反应过来,思索着问道:“元驭兄是说,从杨无棣那边打探消息?”

申元辅皱起眉头来,迟疑道:“这怕是也不容易吧?杨无棣可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雏儿,他是丁未金榜出身(即嘉靖二十六年进士),比你我还早了足足五科,乃是张江陵当日之同年,资历极老不说,还历任外官大半辈子,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?我等要从他口中得知消息,这只怕……”

“为何一定是要从他‘口’中呢?”王锡爵把手一摊:“按着高日新的习惯,他要么直接给钱,要么给某些生意的分红,无论怎么给,都必然让杨家的财富陡然大增。

杨无棣家中的情况我倒是有些了解,不贫不富罢了。其家有田产四五千亩,在当地还算排得上号。不过却也仅止于此,在商业上却并无太多涉足,只不过是在府城、县城有三五处铺面罢了。”

“那便如何?”申时行一时没理解王锡爵的意思。

王锡爵作为苏州首富,大概率也是南方首富,对于这些事可就比申时行在行多了,当下便笑道:“豪富之家纵得万金,家中上下与往昔难有差别;寻常之家偶获横财,却恐阖家老幼陡然骄妄。”

申时行恍然大悟:“哦,元驭兄是说,如果杨无棣真的因此收受了高日新大笔钱财,家中上下必然因暴富而生骄妄……至少也应该会广置田宅才是。”

王锡爵刚点了点头,谁知申时行又皱眉道:“可如果高日新给的是某些买卖的干股呢?这样一来却未必让杨无棣马上拿到多少现银,元驭兄所预计的情况也就未必能出现了呀。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王锡爵皱了皱眉,也觉得有些棘手。

申时行却又道:“不仅如此,我还有一个担忧:杨无棣老于官场,本身也不以求财闻名,即便未将高日新输款之事见告族人。

而他本人虽然以诗文著称,其子孙数人却都拙于书卷,不过庸碌之辈而已。若他将这笔银钱亦或分红隐而不言,待其老病将死之时才和盘托出,我等总不能也一直等下去吧?”

这本来的确是个很大的麻烦,谁知道他话里却有一事提醒了王锡爵,后者目中精芒大放,猛然道:“得亏了元辅提醒,我方才说不定还想岔了!”

申时行愕然道:“元驭兄此言何解?”

王锡爵立刻答道:“方才元辅提到,杨无棣子孙诸人皆尽庸碌……元辅,我等设身处地站在杨无棣的立场去想一想:若是我年已七十有五,偏偏子孙不肖,个个庸庸碌碌,我为父祖该当如何?”

王锡爵这一问却有问题,忘了考虑申时行和他的出身有别。他王锡爵家中乃是巨富,考虑子孙的事情很正常,一般是尽量支持子孙读书做官——反正家里良田阡陌、产业无数,就算出了一二败家子,恐怕都难得败干净。

而申时行却与他完全不同,他的身世至今都没有“官方”说法,申时行本人也讳莫如深,从来不肯多谈,以至于如今外界流传的说法都有两种。

民间的说法是,申家在苏州当地也是一个大户人家,申时行的父亲跟他夫人感情不好,有一次陪着夫人去一个尼姑庵进香,岂料居然与庵里的一个美貌尼姑一见钟情,后来俩人有了私情,就生了申时行。

尼姑生产后想把孩子送回申家认祖归宗,但申家好歹也是大户人家,即便是因为家族名声,也不可能承认这个私生子。无奈之下,尼姑就把孩子遗弃在了苏州街头,并把孩子的出生时间及身世情况写了血书,放在襁褓之中。

孩子的哭声被好心人发现,于是就报了官。时任苏州知府徐尚珍闻报,大感震惊,决议亲审此案。然而老话说得好,清官难断家务事,这年代又没有dna检测,申家坚持不承认,光凭一纸血书明显证据不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