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,还讽称其为“汤药”、“马尿”。

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,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,比汽水冰棍都解渴。

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,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。

结果适应了就一发不可收拾,因为从本质上说,散啤还是一种瘾品。

于是七十年代成了“散啤”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。

就这样,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,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“追捧”。

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,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。

很快,人们就发现市面上“散啤”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。

价格也从两毛一升,两毛六一升,四毛一升,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。

到了今年的夏天,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“散啤”,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。

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。

一家是民族资本“双合盛”改的“五星啤酒厂”。

一家就是过去小鬼子“麦酒株式会社”改的“京城啤酒厂”。

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,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。

如果按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口计算,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。

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。

因为大部分生产出来的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,没有进入市场。

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、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。

实际上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。

这一百吨绝大部分还都是散装啤酒。

想想看吧,这口子有多大。

按三千吨算,每月一个人论不到一瓶。

一百吨就更甭说了,连一酒盅都到不了。

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有史以来,啤酒供应最紧张的一年。

那么本来就供应趋紧的夏季,当然是这一年供需矛盾爆发,到达极致的时候了。

这一年,京城啤酒稀缺到了什么程度呢?

尽管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就有人持暖壶、塑料桶,望眼欲穿的企盼着送啤酒的汽车的到来。

可老百姓等了也是白等,在副食商店根本就看不到啤酒的踪影。

这年头拉散啤的是“130”罐儿车,简直不能开上街。

因为一上街,它就成了人民群众的狩猎目标。

汽车在前头开,后面能跟着一大长溜蹬着自行车的人在追。

当然,虽然有时能追到卸车的地儿,可太远就没戏了。

更倒霉的是往往追了半天也是空罐儿,根本没酒。

要说唯一能确定买到“散啤”的地方,也就只有饭馆了。

但饭馆也不是个个都有,得靠各自的领导的公关能力和门路。

即使弄来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,餐饮业的奖金要靠这玩意找齐儿,否则谁平白无故费这个力气啊。

所以京城各大小饭馆贴出不成文规定——“买半升啤酒搭卖一盘菜”。

瞧瞧,就是这么档子事儿,谁也无解。

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饭馆,谁都觉得自己憋屈,谁都觉得自己占理。

那真吵起来,还有个完?

好在不同于现场这帮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,宁卫民是知道这其中过节的。

而且念着街里街坊的关系,念着边大爷和边大妈平日的好处,他也没坐视不管的道理。

眼瞅着这局面就有要动手的趋势了。

他见机不妙,赶紧就挤了进去,帮着劝架。

对付边建功最好办,宁卫民直接就说边大妈马上这就过来了。

一听报出老太太的名号,边建功当时就哑巴了,气势全灭。

更妙的是,饭馆这主儿也认得边大妈。

平日里都点头不见抬头见的,虽然不怎么熟,也知道是段儿上的居委会主任。

自然觉得没必要把关系弄僵了。

于是口气也缓和了。

再加上宁卫民会来事,敬了一根烟,说了两句好话,这位也就顺势就坡下驴了。

轻而易举,一场发生在即的冲突化于无形。

只是尽管宁卫民自觉做了件好事,颇有些沾沾自喜。

可结果却远没有他预计的那么圆满。

围观的一帮好事之徒因为没了热闹可看,“嘘”声一片倒也罢了。

问题是边建功也有点不识好人心。

走出了大老远,得知真相。

不但不谢,反而还埋怨起宁卫民来了。

甚至看那脸红脖子粗,手握拳头,面容扭曲的意思,倒像是要把一腔子的火气出在他身上似的。

而就在宁卫民后悔多管闲事,觉得边建功忒不知好歹时候,更让人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