耿忠当天就坐火车南下,不过没有直接采访宋维扬,而是先去了蓉城,找这边的媒体朋友打听消息。

真正牛逼的记者,不是莽着头就搞采访,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。至少得了解受访者的基本信息,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,而且更容易找到报道的侧重点。

茶馆里。

《西康日报》的记者曹毅玭说:“你问那个小宋厂长啊?我知道,我还采访过他爸。”

“还有一个老宋厂长?”耿忠惊讶道。

曹毅玭笑道:“有,老宋厂长是两年前的西康省十大杰出乡镇企业家,如今在监狱里蹲着呢。”

“说详细点!”耿忠连忙掏出小本子。

“老宋厂长这个人啊,我跟他私交还不错,可惜啊,可惜,”曹毅玭感慨两句,继续说道,“宋维扬的父亲叫宋述民,是66年下乡的盛海老知青,在农村结婚生子,80年开始搞酿酒小作坊。因为投机倒把,关了半年监狱,放出来以后就把厂子挂靠在地方政府。”

“所以,他第二次入狱是因为股权问题?”耿忠立即想明白,这样的事情他见多了。

曹毅玭点头说:“沿海地区在九二南巡之前,就已经开始搞乡镇企业的股权改造,但西康省不行啊。老宋尝试了好几次,都被地方上拦下来,所以就铤而走险,左手倒右手利用外资改革酒厂。他差一点就成功了,结果被人举报,证据确凿,被判了八年多。”

耿忠问:“那这个宋维扬又是怎么回事?”

曹毅玭说:“老宋进去以后,酒厂被收归国有,宋家只剩下一个严重亏损的罐头厂,由老宋的大儿子在打理。宋维扬是宋家老二,高中生……”

“高中生?”耿忠惊道,“你说那个在报纸上发表工商业抗战檄文的宋维扬是高中生!”

曹毅玭似乎对耿忠的反应早有预料,笑呵呵说:“不信吧?刚开始我也不信,《蓉城晚报》去年还专门采访过他,这小子在西康省的体制内非常出名,在省领导那里都是挂了号的。”

耿忠说:“没那么邪乎吧?省领导还能关注一家小罐头厂?”

曹毅玭道:“第一,他是宋述民的儿子;第二,这小子的事迹太过惹人注意,《蓉城晚报》那篇文章在省内的影响力非常大。”

“他去年都干了些什么?”耿忠问。

曹毅玭说:“宋家的罐头厂,总共欠了七八百万,工人有好几个月没发工资。宋维扬利用放暑假的时间,偷家里几百块钱去了趟盛海,借鉴大城市的先进销售经验,还说服了几个投资人参股。一回到老家,他就动员工人处理罐头存货,回笼资金,又推出新品,拿出所有钱打广告,一个月时间就让罐头厂扭亏为盈。”

“这是个商业天才啊!”耿忠兴奋地说。

曹毅玭笑道:“想采访他就赶快,《蓉城晚报》的记者已经动身了。他这次搞得有点大,估计全国不少媒体记者都在赶来,你小心抢不到热狗屎。”

“不着急,我们是月刊,动作再快也得下个月报道,”耿忠说,“你把报道宋维扬的报纸给我几份。”

曹毅玭说:“那是去年的新闻,都堆在我办公室里,你自己慢慢找去。”

……

直到檄文发出的第五天,耿忠才坐火车前往容平。

卧铺车厢里,有四个身穿西服的男人扛着麻袋,袋子鼓鼓的,也不知道装了些什么。

还有一个文质彬彬,背着背包,脖子上还挂着相机套——这是个同行。

“朋友是哪家报社的?”耿忠搭话道。

那人掏出名片:“《南方周末》盖春和。”

“这姓可稀罕了,”耿忠也笑着掏出名片,“《八小时以外》耿忠。”

一个是周刊报纸,一个是月刊杂志,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关系,因此两人相处得还比较融洽,很快就围绕着宋维扬闲聊起来。

盖春和说:“这姓宋的路子太野,总编给我派任务的时候,真把我吓了一大跳。”

“你们《南方周末》还怕人路子野?”耿忠笑呵呵说。

“不一样,”盖春和道,“宋维扬写的那篇文章,可是跟中央招商引资政策对着干,稍不注意就完蛋了!严重政治错误!”

隔壁铺的男人正枕着麻袋睡觉,突然出声:“喜丰公司不会真的出事吧?”

盖春和摇头说:“从这两天的反应来看,应该没什么问题,我们报社并未接到官方下达的通知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男人瞬间松了口气。

耿忠问:“你也是去喜丰公司的?”

男人说:“我是经销商,想找喜丰公司合作。”

耿忠又看看另外三个男人,再看看他们的麻袋,心里已经猜出了七八分——麻袋里装的全是钱。

火车在山间七弯八拐,每隔半个钟头就要在小站停靠,所耗时间竟比汽车多出一倍有余。

好不容易熬到容平市火车站,耿忠与盖春和先走,四个扛麻袋的经销商紧跟在他们后头。到了月